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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火藥帝國的誕生

「洪武」:火藥帝國的誕生
華東地區的長江和鄱陽湖

朱元璋曾為僧人,其貌不揚,創立明朝時定年號為「洪武」。歷史上很少找得到皇帝年號與成就如此相稱的例子。他靠浴血苦戰擊敗眾多敵手,將蒙古人趕出中國。但是在登基後,他的武功仍未止歇。他在龍椅上指揮若定,派兵驅逐仍然雄峙北疆的蒙古,西征四川,剿滅武力強大的大夏,並且揮軍西南,打敗了依舊死守雲南的元朝遺臣──此時當地的元朝殘部仍有百萬之譜,是世界上最龐大的部隊之一。他的繼任者也曾遠征越南與蒙古。

明朝宏大武功的重要基礎是有效應用管形火器,如今中國史家都把明初當成一個科技發達的時代,當時中國人手握舉世無敵的武器,他們的管形火器尤其厲害。一三八○年(明洪武十三年),朝廷規定:「凡軍一百戶,銃十。」因為當時明軍人數可能介於一百三十到一百八十萬之間,所謂「銃手」的人數也許就介於十三到十八萬之間,這意味著明初光是銃手的數量就比英、法與勃艮第(Burgundy)三地所有騎士、士兵與騎士侍從加起來還多。洪武朝後,明代部隊銃手的比例持續攀升。到了一四三○與一四四○年間(明宣宗宣德與英宗正統年間),銃手比例已經高達百分之二十。後來在一四六六年(明憲宗化成二年),已經升高為百分之三十。反觀歐洲,卻一直要等到十六世紀中葉,步兵部隊裡的銃手人數才達到百分之三十。

要為數量這麼多的銃手提供火器、子彈與火藥可是一個大工程,因此一些特定的軍備單位早已於洪武年間就創立了。每三年,朱元璋所創立的軍器局必須生產出「碗口銅銃三千門、手把銅銃三千支、信炮三千門」,還有大量彈藥與裝備(例如火銃通條等等)。大明兵仗局負責生產的武器更是種類繁多:除了碗口銅銃、手把銅銃之外,還包括名為「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奪門將軍」、「神槍」、「神銃」與「斬馬銃」等各種武器。我們當然無法確定這兩個軍備單位的確生產了上述各種它們應該生產的武器,但是在一個更大而且分工更平均的軍工業體系裡,它們只是帶頭的兩個單位,肯定還有其他地方性的武器工廠。洪武年間大明帝國的軍工業龐大無比,是全世界規模最大也最先進的。王兆春說,「洪武時期的造銃能力和技術設備、水平等方面已有很大的提高,在當時的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當非虛言。

不過,明代的管形火器與我們想像中十六、七世紀歐洲的精良管形火器大為不同。明代的管形火器更小、更輕也更短,使用的方式也很不一樣。過去在全球武器史的研究上,向來有些謎團是歐洲文獻與史學無法解開的。因此,既然明朝的管形火器比較近似於那些於十四、十五世紀出現在中國以外地區的管形火器,那麼研究明初的戰爭史應該有助於幫我們開拓新視野,解決那些謎團,並且提出新問題。

最好的研究起點就是洪武帝本人──我們可以從他的身世開始:他的雙親、兄姊陸續死於淮北大旱後,他逃往皇覺寺,不久即展開托缽行乞的遊方僧生涯,隨後加入了以佛教信仰為號召的叛軍「紅巾軍」──但既然我們的主題是管形火器,不如先談一談某個實際上也許是虛構的「碧眼道士」。唯一曾見過他、或者據說曾遇過他的人也很神祕,就是《火龍經》的作者焦玉。據其自道,他只是把那碧眼遊方道士所傳授的管形火器學說編纂成冊,成為備受後世爭議的兵法經典。

在〈火龍經.序〉裡面,焦玉有言,「予少也,涉獵儒書,精研將略,遨遊湖海,參訪有道。」某日在天台山上偶遇那黃冠玄服、碧眼長髯的道士「吟步松下」,「飄飄然真神仙豐度也。」焦玉作揖向前,道士自稱「止止道人」,接著兩人拂石共坐,交談一番後焦玉便知自己遇上了文韜武略皆有所長的智者,拜之為師。焦玉「從游而四方者三年」,直到某日道人說他身懷一書,授予焦玉而用之,「上則忠君報國,下則輔世安民」,並交代「不數年有聖天子起於淮甸」,焦玉可輔佐其建功立業,開創新朝。三日後,道人消失於飄渺煙霧中。

焦玉前往淮河河谷,遇見青年時期的朱元璋,認出他就是老師所預言的「聖天子」。他說出輔佐朱元璋的經過:「予按師制鑄火龍神器四十根上獻,太高高皇帝命大將軍徐達視之,勢若飛龍,洞透層革。聖祖說,『閱而喜。』」並曰:「朕以此槍取天下如反掌,成功之日,當拜汝為無敵大將軍。」根據〈火龍經.序〉,焦玉表示朱元璋剿滅各路敵軍,創建新朝,「於皇城設火藥局以制法藥,立內庫以藏神器,立乘機營以操陣法。明太祖重其事如此。」

這故事如此神奇,但並不真實。儘管西方史家大多認為焦玉真有其人,但華人世界的史家卻已提出有力證據,說明很可能並無此人,甚至那一篇交代兩人如何相遇的《火龍經》序言,問世的時間已經是在明朝開始很久以後了。

不過,那故事倒是陳述了一個事實:朱元璋之所以能夠在一三五○年代的混戰中勝出,是因為他掌握了火器的優勢。

中國火藥發展的里程碑之戰

例如,我們可以檢視一下發生在一三六三年(元末惠宗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陽湖之戰。在世界史上,這是規模最大的水戰之一,雙方動用船艦數以百計,交戰兵力大約五十萬人。這也是第一次有管形火器確切地出現在文獻記載的水戰裡。

鄱陽湖在戰略上很重要,因為它連結了長江與其他河流流域(參閱地圖4.1)。朱元璋先在應天府(南京)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後來到了一三六○年代初期,已在南京上游三百五十英里的鄱陽湖四周興建了許多水寨。此時早已在長江上游武昌府建都稱王的是漢王陳友諒。他決心奪取鄱陽湖,在長江下游建立根據地,然後進犯應天府。

據某些史料所載,陳友諒東征的大軍有六十萬人。這數字是過於誇大了,但史家的確認為他的部隊人數高達三十萬,而且比同時代歐洲任何一國能夠募集的部隊人數多十倍。陳友諒用數百艘船艦運送部隊,其中有許多是被稱為「樓船」的水上堡壘,船上以鐵板搭建起來的箭樓高達三層,上面可容納許多弓箭與弓弩手。但這種船並非用於與其他船艦交戰,而是用來划到河岸上的城市旁邊,讓士兵可以直接攀上城牆攻城。過去陳友諒就是用此法攻城掠地,因此他也希望能以此拿下洪都(今南昌市),因為那是扼守鄱陽湖南端的關鍵城池。

陳友諒已有多年並未親征,但這次大戰他親自上陣,於一三六三年(至正二十三年)攻擊洪都。該城守將為朱元璋之侄朱文正。因為城牆已經事先往後移開岸邊,所以陳友諒的士兵無法從樓船直接攻上牆頭。他率領部隊登岸,親自攻擊某一扇城門。城門被攻出一道缺口,但守軍利用火器展開反擊。可惜的是,各種史料並未詳述他們用了哪些種類的武器,只說守軍「以火銃擊退其兵」。但無論是哪一種火器都發揮了作用,讓陳友諒無法奪城,只能以圍城的方式逼迫守城軍民因為飢餓而投降。所幸守軍派了一小艘漁船突破敵軍防線,避開巡邏的部隊,前往應天府去向朱元璋通風報信。

朱元璋立刻備妥艦隊。八月二十九日,他的艦隊在鄱陽湖上與陳友諒的艦隊展開對決。雙方的船艦數量是二比三,而且陳友諒的船艦不僅較多,也更高大,因此不難理解這場勝仗會成為一樁眾所皆知的功業。但是當我們在想像這場戰役的情景時,還是會傾向於用先入為主的觀念去了解元末明初的科技:其中,二○○六年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上映的歷史連續劇《朱元璋》就是一個例子。第十七集開播時,只見湖面一片迷霧,朱元璋的士兵們看見陳友諒的樓船艦隊穿霧而出,為數一千艘的戰艦揚帆而來。艦隊接近時,一位指揮官大聲發號施令:「砲隊,開砲」,雙方舷側的大砲開始朝著對方開火。許多甲板都被炸得碎裂、屍體滿天噴飛。陳友諒的樓船贏了,逼使朱軍撤退,落水的士兵都遭陳友諒的弓箭手射死,陳軍將士得意大笑。

這是戲劇性的一幕,與史實卻截然不同。差異之一在於,劇中陳友諒所屬部隊擁有優勢火力,初次交戰就獲勝,而且朱軍指揮官徐達回報道:「敵船上的銅砲、火銃都比我船上的火器口徑要大!」事實上,沒有證據顯示陳友諒的火力較具優勢,甚至也沒有證據顯示陳友諒的部隊在該次戰役使用了任何火器(儘管他們的確很可能有使用)。但那一幕戲還有個更根本的問題:畫面上的大砲與時代不符,看來較像來自西方的十七世紀大砲──砲管較大較長,裝在砲架上。

這種西方大砲與明朝部隊實際上使用的大砲相較,最重要的差異就是兩者大小不一。從電視劇的畫面看來,那尊大砲至少有五百公斤重,但明朝的金屬管形火器卻只有兩三公斤重,而且在當時,只要區區七十五公斤左右,就會被當成「大型」火器。此外,劇中大砲的砲管很長,但相對而言砲口口徑卻很小。事實上,明朝的金屬管形火器則是砲管較短,砲口口徑則很大。

所以,朱元璋的戰船使用的到底是哪一種金屬管形火器?在中國出土的明初金屬管形火器中,有一種被稱為「大碗口筒」,砲管短小,但砲口口徑寬大。現存的某一種此類火器上刻有銘文,其生產年分是一三七二年(洪武五年,也就鄱陽湖之戰結束後的第九年),是特別給某個水師部隊使用的。這「大碗口筒」重十五.七五公斤,砲管長度甚短,僅僅三十六.五公分長。砲口的直徑是十一公分,將近砲管長度的三分之一。從已出土的其他相近火器的砲管長度看來,它們的重量介於八.三五到二十六.五公斤之間。因此,儘管並非所謂的「手銃」,而是裝在船上或大門邊的,但其尺寸遠遠不及十六、七世紀海戰中使用的大砲。

而且這種碗口銃的用法也迥然有異。從明朝的軍事文獻看來,這一類金屬管形火器的砲彈通常是石製或鐵製,但很可能砲管裡有時也會填充小圓石或金屬彈丸。因為砲短口大,碗口銃的準確度肯定不高,因此最適合近距離使用,有效射程在五十步左右。最重要的是,十七世紀海戰中使用的大砲以射穿船身為目標,但明朝碗口銃卻很可能是用來射人。明初金屬管形火器的一般特性是:它們的功用並非把船隻或城牆射穿轟毀,而是用來殺人的。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出這是它們與歐洲火器的一個重大差異。

電視劇《朱元璋》中那一幕戲最大的錯誤也許是在於畫面上只出現了一種金屬管形火器,但事實上明初戰爭的特色之一卻是充斥著各種各樣火器。根據一份明代史料顯示,朱元璋的軍隊在鄱陽湖上使用了「火炮、火銃、火箭、火蒺藜(可能是某種手榴彈)、大小火槍、大小將軍筒、大小鐵炮、神機箭,」但名稱最奇怪的當屬一種叫做「沒奈何」的火器。據悉,這種名號不雅的武器是「以蘆席作圈,圍五尺,長七尺,糊以紙布,絲麻纏之,內貯火藥捻子及諸火器」。至於「沒奈何」的用法,則是:「用竿挑於頭桅之上,兩船相幫,燃火線,燒斷懸索,『沒奈何』落於敵船舟中,火器俱發,焚毀無救。」

但是在鄱陽湖之戰中,這些火器的實際用法為何?根據現存史料描述,朱元璋查看敵方艦隊陣勢後對麾下諸將表示:「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他把船艦編為二十隊(也有些史料上寫十一隊),命其備妥「火器弓弩以次而列」。然後告誡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

這種先使用火器,弓弩與短兵次之的攻擊順序,在許多史家看來,就是早期金屬管形火器的使用戰術。就像史家王兆春所言,「朱陳雙方在鄱陽湖的決戰,是我國戰爭史上第一次使用火銃(即最早的艦砲)進行的水戰。此戰兼用三種方式:先在遠距離上砲擊敵艦,以摧毀和焚燒敵船,減殺其戰鬥力和機動力;其次以弓弩射殺敵軍,再次減殺敵船戰鬥力;最後是接舷跳幫,短兵相搏,殲滅敵軍,結束戰鬥。」王兆春具體地把這種戰術拿來與宋代歷次水戰進行對比,宣稱朱元璋的戰術結合了火銃與冷兵器,開創了水戰戰術的新階段。

然而,儘管王兆春如此宣稱,但事實上這場水戰還是與宋朝的歷次水戰很相像。根據許多史料所載,朱軍部隊的確聽命行事,把事先準備好的火器用來攻陣殺敵。但這些火器如何被使用?王兆春說,可以把朱元璋的火銃當成「最早的艦砲」,但我認為它們不太可能像是加勒比海海盜船上的大砲一樣安裝在舷側上。此外,因為朱軍船艦上備妥的火器種類很多,該如何相互配合呢?例如,火箭的射程遠遠不如碗口銃,而「沒奈何」則是只有在「兩船相幫」時才派上用場。從朱元璋的軍令看來,至少有某些火器的射程遠勝於弓弩,因為他命令手下應該「先發火器」。不過,令人深感惋惜的是,「火器」一詞實在是太不具體。不管是明朝特有的碗口銃,或者那種用拋石機拋投的傳統火炮,甚或火箭,其實都是「火器」。

看來,在這場戰役中扮演了關鍵角色的,還是傳統火炮。根據明朝官方編修的《明實錄》所載,在當天第一次交戰未分勝負後,朱軍將領俞通海「乘風發火砲」。在使用大砲與管形火器的過程中,任誰當然都必須考慮風勢,但那只是瞄準與修正彈道時的注意事項之一。就這裡所謂的「發火砲」而言,因為史料中特別強調「乘風」,那就表示朱軍部隊所使用的是用以引燃敵艦的火炮,而且該段落接著表示俞通海一舉「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眾」。也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砲」這個字所指涉的涵義才開始漸漸從原來的「火炮」轉變為金屬管形火器。但這裡所謂「發火砲」指的並非發射大砲,而是宋軍與敵軍用來攻擊彼此的火炮,而且「發火砲」時使用的機器可能也是傳統的船用拋石機。

這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就科技史的發展模式而言,有時候新的發明的確不會完全取代傳統設備。在明初時傳統火器仍與金屬管形火器相互搭配使用。許多兵書也討論了種類繁多的各式傳統火器,例如:會噴出毒氣或火蒺藜的火槍、發射火箭的弓與弩、會爆炸的火箭,還有會射出箭矢與碎片、堪稱「鬼見愁」的各種炸彈,例如「西瓜炮」(爆炸後會射出許許多多「火鼠帶鈎」與鐵蒺藜)以及「一母十四子炮」等等。

事實上,陳友諒之所以會打輸鄱陽湖之戰,並非敗在管形火器。擊敗他最關鍵的攻勢還是歷史最悠久的燃燒性武器:火,只不過火藥扮演了強化火勢的功能。

第一天戰事結束後,朱元璋麾下諸將都甚感沮喪。儘管他們打了勝仗,陳友諒還是佔據著較具優勢的地方。有些將領甚至建議把鄱陽湖拱手讓給陳友諒,重新於他處集結整隊。朱元璋說非打不可,但等到戰事於兩天後重啟時,許多人還是臨陣膽怯。敵艦「多如群山,層層疊疊」。朱元璋以未能全力出擊之罪將十位將軍斬首。

部將郭興進言,可採用新戰術:「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臣以為非火攻不可。」據《明史紀事本末》所載,朱元璋聞言後,「命常遇春等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至晡時,東北風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為人,飾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敵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於後。」

漁舟漂進陳友諒的艦隊中,儘管一開始風勢不大,但朱軍派出之敢死軍士設法把火引燃。風起後,大火在船艦之間延燒:「焚水寨數百艘,燔焰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幾位陳友諒麾下高階將領全都死於烈火中,包括他的兩位弟弟友仁與友貴。朱軍趁勢追擊,登船後砍殺敵軍,有兩千多人遭斬首。

鄱陽湖之戰的轉捩點是此次火攻,而非先前利用管形火器發動的攻擊。在接下來的戰事中,陳友諒的諸將多人倒戈投誠,最後他自己也因一眼遭流箭射中而身亡。到了十月初,他的殘兵敗將全都投降,朱元璋也成為元末群雄之冠。

鄱陽湖之戰向來被視為中國火器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管形火器的確也扮演了某種角色,但並非勝負關鍵。此外,管形火器的實際佈署與使用方式跟先前許多人的想法有所不同。十四世紀的許多其他戰役也是這樣,包括朱元璋圍攻平江城(蘇州)之役。當時,據守平江的是朱元璋的另一位主要敵手:財力雄厚而且詭計多端的張士誠(一三二一∼一三六七年,元英宗至治元年∼元惠宗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的火器確實扮演了關鍵角色,但是從一些細節看來,管形火器的實際運用跟我們的想像還是不一樣。

平江圍城戰的火器使用

每當我們想到火藥時代的圍城戰爭,腦海中往往會浮現這樣的畫面:一排排大炮對城牆狂轟猛炸,過去許多史家也都認為,一三六六年(元惠宗至正二十六年)的平江圍城戰就是這麼一回事。某位明史專家寫道:「燃燒的箭矢與火箭被用來引燃敵營,並且用制式大砲砲轟城牆。」另一位史家為中國軍事史的頂尖專家之一,則是寫道,「朱元璋的軍隊把平江城團團圍住,以大砲砲轟。砲轟十個月後,城牆被轟出一個缺口,很少有中國的城牆會出現這種狀況」。

不過,若我們仔細檢視歷史文獻,就會發現在攻破平江城城牆的過程中,管形火器如果真有發揮作用,也只是扮演次要角色。管形火器的確是圍城戰的重要武器,但就像碗口銃在鄱陽湖之戰中並非用來摧毀陳友諒的樓船,管形火器也不是用來擊破城牆的。跟鄱陽湖之戰一樣,管形火器也只是瞄準敵方軍士。用來摧毀平江城城牆的並非管形火器,而是比較傳統的武器:用拋石機拋投的石頭與火炮。

想要了解平江圍城戰,必須牢記兩件事:城牆很厚,但管形火器很小。曾有史家表示,平江城的「防禦工事很弱」。但這是錯誤的觀念。從各種史料看來,圍攻平江城的將領都認為該城的防禦工事牢不可破。元末明初士人俞本曾寫道:平江「城堅兵銳,屢攻不下」。該城城牆曾於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重建過,而且紀錄顯示,全長十七公里的城牆牆高七公尺多,牆腳厚達十一公尺,牆頭厚度也有五公尺。而且城牆的材質是夯土基底,表面以磚頭砌成,因為夯土基底可以吸收化解砲彈的撞擊力,所以不怕砲擊。還有,城牆牆面是從下而上向後傾斜的,傾斜角度很大。這也有助於抵禦平射而來的砲彈,因為砲彈威力會偏斜掉,並非直接由城牆全部承受。

就當時中國的城市而言,這三個特色(城牆厚重、以夯土構建而成,還有傾斜的牆面)並非罕見,而且還讓平江城很能抵禦砲擊。許多史家都曾指出,中國的圍城戰爭史上,很少出現像平江城牆被攻破,出現缺口的案例。一直到十七世紀中葉為止,城牆在圍城戰中出現缺口的案例的確很罕見,但嚴格來講,一三六六年的平江圍城戰並不是城牆出現了缺口。被攻破的是平江城的某一扇大門,而且根本不是管形火器造成的。

朱元璋麾下名將徐達(一三三二∼一三八五年,元文宗至順三年∼明太祖洪武十八年)是圍城戰總指揮,他也知道要把平江城的城牆攻破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把平江城團團圍住,用營寨把四周圍得水洩不通。俞本是這樣描述四周營寨的:「達令各衛列營於城之四周,挑長壕,在在相連接,起敵台以圖之,高四丈(相當於十三公尺),下瞰城中,往來男婦,可以辨數。」其他史料則是表示那些敵台「與城中浮屠對,築台三層」。

據《明實錄》所載,這些敵台上都佈署了重兵:「每層施弓弩大銃於上。」我認為這裡所謂的「大銃」就是管形火器,因為「火銃」已經在明代成為管形火器的通稱。其他論及平江圍城戰的史料則是仍然使用舊稱「火筒」。

徐達在圍城戰期間使用了多少管形火器?俞本表示,「徐達領四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制……大小將軍筒五十餘座,」等於總計至少有兩千四百座管形火器。前面我曾提及史家戴德(Edward Dreyer)寫道,徐達以「制式大砲」(standard cannon)砲轟平江城,並且於最後轟出一道缺口,他認定的「制式大砲」想必就是這裡所謂的「將軍筒」。後來,「大將軍砲」一詞的確是用來指稱那些重達幾百公斤的大砲,到了晚明(即一五五○年以後,約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有些甚至重達一千公斤以上。但在明初時(即一五○○年以前,也就是明孝宗弘治十三年),所謂的「將軍砲」都是指噸位較小,機動性較高,適用於野戰的大砲。

事實上,從現存的明初管形火器看來(一三五○年∼十五世紀中葉),幾乎每一尊大砲的重量都在八十公斤以下,而且絕大部分的重量最多都只有兩、三公斤。重量只有七十五公斤的,就已經是被當成「大砲」了。唯一的例外是現存的三門大鐵砲:其年分是一三七七年(洪武十年),砲管長度一公尺,砲口直徑二十一公分,砲管後段兩側各有兩根提柄,用以提運砲身。如果需要證據來印證的話,這三門大鐵砲就可以證明朱元璋的軍備單位有能力生產較大型的管形火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管大型鐵砲可說是明初時期僅有的(明孝宗弘治十三年以前),不管是從考古證據或者歷史文獻都找不到其他同樣的例子。這三管大鐵砲是特例,因此從十四到十五世紀之間,中國的管形火器仍都是短小輕便的。

就算是用工業時代生產的大砲也很難把傳統的中國城牆打穿,所以我們似乎可以確定的是,元末明初的短小管形火器應該無法用來破壞平江城牆。所以,那兩千四百多門「大小將軍筒」有何作用?就平江圍城戰而言,我們欠缺宋代那種戰爭日誌可參考,但若是從同一時期的其他文獻看來,還是能夠了解該場圍城戰的進行方式。平江圍城戰的七年前(一三五九年,元惠宗至正十九年),朱元璋的部隊也曾圍攻過張士誠麾下呂珍鎮守的紹興城。有一本城內居民寫的書得以流傳下來,也許是因為朱元璋的部隊最終沒能奪下城池。

該書寫道,管形火器是用來攻擊部隊,而非城牆。例如,守軍在城上「以炮石火筒擊其前鋒」。在另一次攻擊行動中,某位守將反擊敵軍:「以火筒應時併發,大軍不能支,退而複合」。但這本書中最為引人入勝的一個段落,是朱元璋麾下將軍蔡希仁「鎧甲坐胡床,指揮其眾」,結果遭敵軍以火筒射中,作者如此描述當時情景:「我軍以火筒射而僕之,大軍徑舁之還寨。」這不只意味著管形火器是用來攻擊軍士,也表示這種武器的準度已經足以從遠距離瞄準單一目標。總之,管形火器並非破壞城牆的武器。德國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撰寫了一篇關於紹興圍城戰的詳細研究,表示管形火器「無法重創城牆或城門」,「用途僅限於人員之間的交戰」。

關於七年後的平江圍城戰,雖然資料數量遠遠不及紹興圍城戰;但從史料也可以看出,管形火器是用來殺人而非破壞城牆。事實上,有些學者宣稱,吳王張士誠政權的丞相,亦即其弟張士信,就是被管形火器給擊斃的。張士信當時正在平江城城頭督軍,剛好成為肉靶:據悉他「張幕城上,踞銀椅,與參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炮碎其首而死」。

這是一件大事,甚至被寫進了一首名為〈銅將軍〉的樂府詩,詩中提及張士誠建立政權,任其弟士信掌政亂政,所謂「銅將軍」者乃是指火炮替天行道,除去士信並且消滅張士誠的政權,為世間帶來和平:

銅將軍,無目視有準,無耳聽有神。高紗紅帽鐵篙子,南來開府稱藩臣。

兵強國富結四鄰,上稟正朔天王尊。阿弟柱國秉國鈞,僭逼大兄稱孤君。

案前大事十妖嬖,後宮春艷千花嬪。水犀萬弩填震澤,河丁萬鍤輸茅津,神愁鬼憤哭萬民。

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斬妖蔓,拔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

鐵篙子,面縛西向為吳賓。

據詩看來,士信之死乃是此次圍城戰之關鍵,中國史家也認為此事影響極大,從知名的明末大儒錢謙益到中國火器史的頂尖專家王兆春皆然,王兆春甚至引述此一事件,用來印證管形火器在戰爭中的重要性日漸提升。

但張士信真是被管形火器擊殺的嗎?最具權威性的史料《明實錄》表示他是被「飛炮」擊斃,聽起來比較像是拋石機拋投的石砲,而非火器的砲彈。可資佐證的是俞本的說法:他表示張士信是「頰中石炮而死」。另一可信文獻則表示他是「忽戰礮碎其首而死」。還有另一份文獻則寫道,他是「中礮死」。張士信被「銅將軍」擊斃的說法很可能就是源自於那一首詩本身,不過大儒錢謙益在一六二六年(明熹宗天啟六年)前後完成的《國初群雄事略》一書中也說,張士信是「為龍井炮擊死」。我們無法確定真相為何,但這些證據都顯示他是死於石砲。

這就讓我們必須論及另一個重點:徐達在平江圍城戰期間動用了數百架拋石機。根據俞本的說法,徐達「領四十八衛將士圍城,每一衛置襄陽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餘座」。襄陽砲的原創者是蒙古軍隊的兩位穆斯林砲匠,砲威甚強。至於「七梢炮」,則似乎是一種並未藉助平衡力的拋石機。

總之,管形火器並非朱元璋所屬部隊用來摧毀平江城的武器,拋石機才是。如《明史》所載,「巨礮……所擊輒糜碎。」當然,被砸爛的並非城牆,而是牆頭與城內的木造建物,它們才是拋石機瞄準的目標。就連襄陽砲也很難損壞夯土構築而成的厚實城牆。俞本表示,平江城外佈署了四百八十餘架襄陽砲,攻勢未曾停歇:「火簡炮石之聲,晝夜不絕。」儘管我們無法確定,但很可能拋石機拋投的不只是石砲,也包括火炮。總之,從各種文獻看來,用於平江圍城戰的拋石機威力驚人,以至於「城中震恐」。

不過,平江城內也有自己的拋石機。守城將領熊天瑞「教城中作嚴砲以擊外兵,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為砲具」。攻城部隊的因應之道是「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伏兵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

最後攻城部隊還是攻出了一個缺口。但如果管形火器或拋石機都不能對平江城牆造成多大損害,他們是怎樣辦到的?

他們攻擊城門。在中國歷史上,圍城戰的決戰關鍵很少在於城牆是否出現缺口,因為城牆實在是牢不可破。部隊的攻城之策,無非是靠強攻登上城頭、把城內軍民餓到不得不投降,或者是主攻城門。從心理的觀點看來,城門也是適切的攻擊目標,因為它們是城市力量與權威的象徵。但對於西方人來講,一提到城門,心中浮現的畫面都是城堡的開合吊橋,因此有必要調整心態。中國古代城市的城門遠比一般西方城市的城門雄偉壯觀。

事實上,走進中國的城市,我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些頂著飛簷雕樑的木造城樓,它們矗立在城門上,高度可達八十到一百英尺(二十五到三十公尺)。因為多層的建築在中國古城裡是很少見的,因此這城樓就是城裡最顯赫的樓宇。這種城樓是整個城市的民政中心與精神象徵,裡面設有許多官廳,也是舉行典禮與佈達政令的場所。但如果從牆外看過去,城門只不過是整個複雜建物的一部分。進門後,你會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像庭院的地方,四周都是高牆。你必須穿越另一條很深的門廊才能夠進入城內。許多城門外面還有一層被稱為「甕城」的防禦工事守衛,以免讓人太容易就穿越城門。平江城有六個城門,其中五門兼有陸路與水路的入口各一個,可容小船與駁船進入。在一三五二年(至正十二年)重建城牆時,某些城牆外還搭建了甕城。

攻城時,敵軍會採取的首波攻勢之一,就是試著用拋石機與火炮把城樓給摧毀,一方面破壞實體建物,另一方面也是侵犯了城門所象徵的權威性。木造的城樓非常容易毀損;但對於攻方來講,城樓下的城門就比較麻煩了,因為必須先通過門外的甕城,穿越外層的門,接著從城門內的庭院殺出一條血路,才能抵達內層城門。

平江城軍民堅守城門十個月,但是到了一三七六年(至正二十七年)中秋時節,他們漸趨衰弱了。城裡的糧食全都吃盡告罄,據聞「一鼠至費百錢,鼠盡,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攻城統帥徐達覺得有機可趁,應可強攻出一道缺口。他自己領軍強攻葑門,副將常遇春負責攻擊的則是受到新建甕城保護的閶門。(平江城的城門名稱非常獨特,都只有一個字,這是該城自古以來的傳統。)結果兩路部隊都把城門攻破了:

九月辛巳,達督將士破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率眾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唐傑不支,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錢參政等皆降。晡時,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

從以上引文看來,他們的確是破牆而入,但被攻破的是城門本身,而且很可能就是因為城門門板被破壞了。此外,我們看不到任何文獻提及攻城部隊使用大砲或者拋石機才破壞出一道缺口。他們很可能是採用傳統的埋設炸藥或者徒手撞門的方式,因為描述的焦點都在部隊與人員身上,並未提及任何器械。總之,朱元璋的大軍在甕城與外門之間的戒護區域殺出一條血路,守城軍民在那個區域裡與他們交戰,最後終於抵擋不住。

朱元璋的部隊拿下了城門之後,湧入平江城內。張士誠率領麾下兩萬部隊抵擋了一陣子,最後退回寢宮。他的妻妾自焚身亡,先他而去。他想要上吊但自殺未果,遭帶回應天(南京),朱元璋待其若「吳賓」。

透過平江圍城戰與鄱陽湖之戰,我們可以看出明初管形火器與我們想像中的精良管形火器不同。明初的管形火器較小,並非用於破壞船艦或城牆,而是殺人利器。若是要破壞建物,首選的武器還是拋石機,可以拋投石砲或火炮,而且火炮也分成炸彈與燃燒彈兩類。

整個十五世紀,甚至到十六世紀已經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中國的管形火器還是很小。某些史家深信有一些被稱為「周炮」的大砲是由張士誠在一三五○∼六○年代(元惠宗至正十四到二十七年之間)鑄造的,重量在五十到兩百五十公斤之間。但是從晚近的研究看來,它們的年分無疑地應該是在一六七○年代(清康熙十三到十七年之間),而現存所有張士誠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管形火器,還是遠比「周炮」輕便短小。

到此時為止,中國尚未研發出足以摧毀城牆的大砲。管形火器的尺寸尚小,是人員之間交戰時的武器。相較之下,同期歐洲的管形火器已經都很大了。史家向來盛讚歐洲人在大砲的製造上頗有天分,認為是這些大型的管形火器開啟了「火藥帝國的時代」,也為中世紀晚期開始的歐洲武力強權奠立了基礎。但為什麼中國人的管形火器仍然如此輕便短小,歐洲的管形火器卻變大了?為了回答此一問題,我們必須先檢視一下管形火器在歐洲最早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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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藥時代 2018-01-08
關鍵字: 火藥時代歐陽泰軍事軍事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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