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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軍事史的模式

中國軍事史的模式
西歐與中國歷年來的戰爭次數

「中國是一頭睡獅。等它醒了,整個世界都會為之震動。」這幾句話是拿破崙說的,近年來大家在引用時,往往會接著表示,那頭睡獅如今已經醒了。中國政府的高層屢屢承諾,該國會以「和平、可親和文明」的方式崛起,但依舊震驚了全世界。拿破崙的預言似乎成真了。

然而,他是在一八一六年時預言的。為何這頭獅子過了那麼久才醒來?而且為何會睡著?中國曾是舉世最為富庶、科技最發達,也最有權勢的大國。當初它為何會失去領先優勢,輸給了後來才崛起的西歐各國?或者,換個方式來提問:在一五○○年之後,為什麼那些曾經無足輕重的歐洲國家會成為宰制全球的強權?

這些都是有關世界史的關鍵問題,近年來已經有太多人急於提供解答,也引發許多爭論。但幾乎所有答案都是圍繞著經濟問題打轉。正因如此,如今我們已經比過去更為了解中歐雙方在薪資水平、生育率與農業生產力等方面的表現,但卻還是不太了解拿破崙那一席話的真正重點──戰爭。他會提出此一知名預言,是為了回應他的愛爾蘭籍外科醫生的提問:若是向中國發動攻擊,對英國而言是利是弊?拿破崙的答案是,英國佔不到便宜,因為中國人一旦覺醒了,就會「從美法兩國,甚至從倫敦招募到技師與造船工匠,藉此打造出一個艦隊,假以時日就能打敗貴國。」最後,英國人還是對中國發動攻擊,中國也的確招募到一些技師與顧問。中英兩國開戰後,中國邁向現代化之路走得比拿破崙預期的還久,但在整個過程中,洋務運動的參與者往往都把軍務當成重點。時至今日,倡議改革的人仍是如此。

這本書所探討的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並且會將討論聚焦在武器上。我主張中國之所以會強大、衰敗,接著又重新崛起,是可以從其過去的軍事模式看出來的。但我不會只聚焦在中國。我的目標是比較歐亞的軍事史,而且我想要提問的問題不只是「中國為何走上不同於西方的道路?」也要問「西方為何能走上不同於東亞的道路?」歐洲並非遵循著一條正常軌跡去發展的;每一例個案都能為其他案例帶來啟示。

貫串這整本書的主題是火藥戰事。長期以來,史家已經針對火藥帶來的革命性效應進行了許多研究,但他們大多只注意西方。事實上,你可能聽過一個錯誤但常被提及的說法:火藥是中國人發明的,但他們並未應用在戰爭上。此一誤解仍然廣泛地流傳著,常出現在學術著作裡,甚至連中國人自己都這麼說。不過,事實是中國與其鄰國試著把火藥運用在許多軍事和非軍事的用途上,經過幾百年後,火藥才流傳到西方。這些最開始使用火藥的亞洲國家常常被忽略了,而大部分關於火藥戰事的研究都聚焦在早期近代史(大約一五○○∼一八○○年)。史家們往往主張,這段時間裡有許多帝國因為火藥而崛起,「火藥革命」與「軍事革命」促成了歐洲封建結構的轉變,也為日後西方國家的全球霸業打下了基礎。

但事實上,所謂的「火藥時代」持續了整整一千年,從將屆西元九一○年代時人們開始把黑火藥(gunpowder)用於戰事上,揭開序幕,最後直到大概一九○○年,無煙火藥取而代之,這時代才算告終。若能好好檢視火藥時代,就算不能解答「西方為何崛起?中國為何『停滯不前』?」的問題,至少也能對問題有所釐清。

歐洲的變動為何如此大?中國又何以往往被認為停滯不前?有許多人曾提出解釋,但最為持久的解釋之一,就是所謂的「競爭國家體系」。根據此一理論,歐洲各國彼此對立,導致歐洲社會面對一種優勝劣敗的競爭壓力,迫使各國不得不改善自身的政經與軍事結構。相反的,中國卻是個大一統帝國,這讓中國人欠缺實驗精神,導致國家的發展停滯。這個觀念是隨著社會科學一起誕生的,最早由孟德斯鳩(Montesquieu)提出,爾後也為馬克思(Karl Marx)與韋伯(Max Weber)的著作生色不少。如今此一說法已經非常普及,出現在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伊曼紐爾.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大衛.藍迪斯(David Landes)、傑弗瑞.帕克(Geoffrey Parker)等許多人的著作裡。以此一模式為根據,許多研究中國的專家也都主張,因為中國是個大一統帝國,所以缺乏歐洲那種較具競爭性的動力──不過,也有人認為,這種缺乏競爭的狀況會帶來種種經濟上的好處。

當然,每一個學過中國史的人都知道,中國在歷史上也是戰亂頻仍,常分裂為許多相互競爭的國家。事實上,「中國」一詞預設了大一統的狀態,但該國在歷史上有很多時間都不是統一的。史上最著名的分裂時期應該就是戰國時代(西元前四七五∼二二一年),許多國家也把歐洲的早期近代史拿來跟這個時代相提並論,主張兩者在軍事與政治方面有許多相似的發展。例如,歷史學者傑弗瑞.帕克就是以討論中國的戰國時代來開始他的《軍事革命》(The Military Revolution)一書,主張戰國時代的中國與早期現代的歐洲一樣,因為戰爭頻仍而導致國家集權化,而且在戰術、科技、組織與後勤等各方面都有許多軍事創新。

然而,在中國的漫長歷史中,還是有許多學其他各國相互競爭的戰亂時期,但往往被學者們給忽略了,誇大了中華帝國的大一統。我這本書的假設是:那些分裂的時代正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世界史的關鍵。

我們來看看晚近的明清兩朝(一三六八∼一九一一年):許多作者都認為中國在這階段是統一的,因此發展停滯。的確,中國在明(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清(一六四四∼一九一一年)兩朝都是大一統帝國。但在這段時間內,卻也曾出現過多國交戰的狀況,尤其是在改朝換代之際(即一三六八年與一六四四年)。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但並未精通中國史的人也許會感到訝異,因為中國在這兩次改朝換代時都歷經了長年的戰亂,從元帝國(一二七九∼一三六八年)到明帝國的過渡期,幾乎持續了一整個世紀,這就是知名的「元末群雄並起」時期(一三五二∼一三六八年),他們紛紛建立自己的政權,開始進行一連串的血腥混戰,後來皆被明太祖(一三六八∼一三九八年之間在位)以武力手段剿滅。但在太祖死後,到了永樂朝(一四○二∼一四二四年),也就是他那好戰的兒子成祖在位時,又是兵連禍結,多次發兵征討南越與韃靼,接著斷斷續續爆發了許多戰事,直到一四四九年,前述過渡期才終於結束了。元明之際的變動過渡期長達一世紀,大約從一三五○一直打到一四五○年。戰事頻仍激烈,而且規模往往遠勝同一時期西歐的任何戰事,常有幾十萬大軍攜帶大砲、炸彈、手榴彈與火箭在東亞各地南征北討。

另一個變動過渡期也很長,戰事一樣激烈不已。後金在一六一○年代起兵反明,此戰事一直持續到一六八三年,滿人早已建立清朝後,才終於把南明諸王全都剿滅。後來,知名的康熙帝(一六六一∼一七二二年之間在位)為了讓中北亞諸國稱臣,又屢屢發動戰爭,持續到十八世紀初。事實上,這已經是比較保守的說法了,因為激烈戰事早在一五五○年左右就已經開始,後來又爆發了萬曆朝鮮之役(一五九二∼一五九八年),這是中日史上雙方規模最大的軍事衝突,此一戰爭規模後來才被二次大戰期間的中日之戰超越。學者孫來臣曾經表示,一五五○到一六八三年之間是整個東亞歷史上戰爭最頻繁的一段時期,戰場範圍已經遠遠超過中國本身,戰火肆虐了歐亞大陸的整個東半部,包括東南亞在內。

變動過渡期本來大多戰亂頻仍,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但上述兩個過渡期會這麼長,卻別具深意。這兩個過渡期都跨越了好幾個世代。當然,在中國發生的戰事跟歐洲的戰事類型不盡相同:也就是說,中國並未像歐洲各國那樣對外發動軍事衝突,所以並未產生強大的革新動力。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把國力用錯地方,只會與遊牧民族與國內亂黨打仗,以至於未能對外發動征服戰爭,如此一來也就導致中國沒辦法產生歐洲特有的革新動力。

然而,事實上,在戰亂的刺激之下,中國在這些時期還是進行了快速且深層的軍事革新。拿破崙深諳這個道理,他認為任何國家在受到軍事行動挑戰時,肯定會以革新來回應。史家稱之為「挑戰—回應的動力」(challenge-response dynamic)。在一三五○到一四五○年的元明過渡期期間,中國受到了很多挑戰,也產生了許多回應,步兵部隊變得越來越仰賴火器,而且與同時期的歐洲相較,火器的使用率不僅較高,也更有效率。根據明初的軍事政策規定,每十位士兵至少要有一位持有火器;到了一四○○年代的最後三、四年之間,此一規定已經提升到十中有三,而歐洲則是要到一五○○年代的中期才達到此比例。許多史家都把明朝視為世界史上第一個「火藥帝國」。

但大約從一四五○年開始,過去中國那種軍事模式改變了,走上了一條不同於歐洲的道路。從一四五○到一五五○年,中國參與的戰事變少了,戰事強度也減弱,軍事革新的速度就此減緩。而歐洲在同一時期,卻剛好因為戰事日趨激烈,規模越來越大,軍事革新得以加速。到了一四八○年,歐洲的各類火器都已經遠遠優於中國的火器,所以當一五○○年代初期,葡萄牙水手將槍枝帶入中國,中國人見識到其優越性能,才開始仿造歐洲槍枝。我們或可把這個時期(一四五○∼一五五○年)稱為第一個分流時代,或者是「小分流時代」。

但這段時期並未延續下去。從一五五○年代開始,整個東亞地區烽煙四起,軍事革新因此得以加速。中、日、韓都已經把歐洲大砲與火繩槍(musket)的工法給摸熟了,加以改良,甚至懂得以更為進階的戰術來使用槍砲。舉例說來,過去常有史家表示,「火槍陣」以整排士兵手持火繩槍一起發射的知名戰術)應該是歐洲、日本或者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發明的,但稍後我將說明此一戰術的創始者很可能是中國人。一五五○到一七○○年期間,東亞在軍事方面進入了快速革新期,實力堪與西歐各國匹敵。每當東亞各國訓練有素的軍隊與歐洲軍隊交戰時,總是東亞軍隊大獲全勝。很少人研究這些歐亞之間的軍事衝突,但從這些衝突看來,歐亞雙方的軍事實力在「均勢時代」(Age of Parity,即一五五○∼一七○○年期間)是旗鼓相當的。歐洲人的確比較會打深水海戰,碉堡也蓋得比較好,但是東亞各國部隊的能動性較強,也更有效率,之所以能擊敗歐洲部隊,不光是靠人數優勢,也是憑藉著優異的大砲、有效的後勤體系、將帥統馭有方,而且就部隊訓練方式與凝聚力而言,就算沒有勝過歐洲,也實力相當。同時,此一均勢並不局限於東亞:大部分的亞洲各國也許都與歐洲保持著均勢。

然而,一八三九到一八四二年之間發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從英軍擊敗清廷的摧枯拉朽之勢看來,均勢時代已經結束,軍事上的「大分流時代」降臨了。但為什麼中國會大幅落後呢?

當然,理由之一是英國歷經了人類史上並無前例的工業化過程,但隨後我們將會看出,英國的軍事優勢並不全然取決於船堅砲利與大規模生產。我也必須體認一個事實:在戰前,中國的軍事發展已經停滯不前了。為什麼?因為天朝無戰事。到了十八世紀中葉,清廷已經完成了一項中國前朝歷代未能企及的功業:它征服了蒙古人與中北亞的回部。而且,更早之前的俄國人也已經領教過清廷的厲害,所以北方已經沒有邊患。在海疆也已穩固無事的狀況下,幾個世代的中國並未面臨嚴重外患,這段時間大約是從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不過,國內的民變不斷,儘管有些規模頗大,但與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時代相較,這個時期的戰事已經算是特別少了。此時中國軍隊的戰力減弱,軍事革新遲緩。

圖0.1以一三四○到一九一一年為時間軸,把戰事在中國與西歐的發生頻率都列出來,藉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段「清朝大和平時期」(The Great Qing Peace)的存在。把戰爭給圖表化當然是很困難的,而且必須相當謹慎,但如果能輔以各種質性與量化資料來加以佐證,這類圖表即可以幫我們觀察出一些重點。

首先該注意到的是,從一三五○到一七○○年之間,中國與歐洲的戰事模式是非常相似的。就中國而言,戰事的次數在兩個改朝換代的時間點來到了高峰期,也就是一三六八與一六四四年;但是,從一三五○到一七○○年看來,整體而言,歐亞大陸的兩側都是戰亂頻仍的,只有中國在一四五○到一五五○的百年之間相對來講較為平靜。

然而,中國與歐洲的模式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出現了顯著的大分流現象,這段時間內歐洲還是連年戰亂,中國的戰事數量卻持續流連在整個時間軸上的最低點。相對而言,這是中國較為平靜的一段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清朝大和平時期」,從十八世紀中一直持續到一八三九年,而且韓日兩國在這段期間剛好也是戰事較少的。但實際上,任何清史專家都能正確指出這段時期中國發生了許多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一八○○年前後發生的幾場戰事尤其慘烈。然而,此時中國大致上並無對外戰事,而且從紀錄看來,如果與一二○○年之後的其他歷朝歷代相比,在清朝大和平時期出現的武裝民變次數相對來說較少。

然而,儘管歐洲十八世紀出現了比十七世紀更長久的和平時期,但十八世紀的歐洲只要有戰事爆發,卻總是越來越激烈,最後在法國大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來到了最高點,整個歐陸在十八、十九世紀之際被攪得天翻地覆。所以,中國的軍事革新才會在清朝大和平時期減緩,同時間歐洲的軍事革新卻加速了,發展出威力更強大的新式大砲、火器、組織結構與戰術,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從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就是中歐雙方在武力上的「大分流時期」,西方人也剛好在此時建立起對於中國的印象:在許多方面都停滯不前、龐大頑固而且窘困不已。小說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參觀完一艘中國船隻後,就用自己的話表達出上述看法:「幾千年過去了,中國人還是用同樣的方式建造尖底帆船,而且建造出來的東西簡直在虛擲時間。」對於面臨劇烈變動、朝現代化發展的西方而言,中國呈現出一種負面形象。如今某些學者仍抱持相同看法,語氣也與一百五十年前的狄更斯幾乎一樣好辯。例如:「在早熟的唐宋兩朝(六一八∼一二七九年)之後,(中國)並未出現具有積累性的革新之舉。」

接下來我們將會看到,在宋朝之後,中國還是有很多具有積累性的革新之舉。然而我無意全然屏棄「中國停滯不前」的概念,而是要用更精確的方式來使用它。從軍事史的角度看來,此一概念只適用於兩個時代:一四五○到一五五○年大致相符,至於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的確是個極其停滯的時代。

更重要的是,若要解釋中國的軍事為何在這兩個時期會陷入停滯狀態,我們必須謹慎為之。傳統派的學者們傾向將問題歸咎於根深蒂固的文化與體制特性。他們主張,中國之所以陷入困局,都是因為保守主義、封閉心態、自以為文明程度較高,還有奉行儒學教條。也許你會認為,會這樣說的都是一些保守學者,他們深信「西方各國積極接受多元文化,導致它們的獨特性全都泯滅消失了」,但事實上類似的觀點也普遍出現在許多軍事史的著作裡。最近有一本關於火藥的傑作就這麼寫道:「中國的廷臣把火藥科技視為雕蟲小技,嫌吵嫌髒。對他們來講,大砲再有用也無所謂──功能性對於西方人來講是最重要的價值,但中國人不這麼認為。」另一本書的作者鑽研文藝復興時代的軍事史,他在書中寫道:「掌權的中國官僚……基本上沒有興趣,他們對戰事的科技不屑一顧。」某些學者即便從全球歷史的角度來論述著書,也表達出同樣的觀點,《世界史中的戰事》(Warfare in World History)是這麼說的:「中國不想大規模試用新科技,唯恐擾亂儒家的社稷與國家秩序。」至於《戰事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 of Warfare)一書的說法也是大同小異。在其他文類的作品中,例如新聞報導,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觀點。

然而,如同我們將在本書中看到的,中華帝國的領袖與官僚們其實是深受火藥與火器吸引的,而且也花了很多心血去發明、改造與革新。即便是身兼大儒身分的廷臣也深受吸引。這些人研究、測試火器,實驗自己的產品,並且鑽研火器的戰術與戰略,也把這一切詳細地寫在書裡。每當外人,無論是越南人、葡萄牙人、荷蘭人或英國人,發展出有效的科技時,他們總會加以研究與應用,通常也為此耗費許多時間與資金。

在中國史上,僅僅少數時期有人呼籲不要進行軍事革新,尤其是一七六○到一八三九年之間的清朝大和平時期。不難理解的是,這段期間的儒士們大多在鑽研軍事以外的事務。等到戰火再度於一八三九年點燃(而且,十九世紀中葉的歷次大戰,堪稱中國史上最具殺傷力的),還是儒士們率先跳出來進行軍事革新。過去,一般人都認為他們的成果並不卓著,但實情並非如此。

十九世紀戰亂頻仍時,中國的表現為何如此積弱不振?我無意徹底解開此一謎團。戰爭其實只是許多變數之一,其他還包括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不靈活的政治結構、朝廷的黨派林立,還有環伺中國的強敵實在太多,各種因素交雜。過去曾有許多中國專家提出其他模式來解釋「中國為何會停滯不前?」這個謎題,他們的說法也不該被全然屏棄。例如,鄧鋼曾提出極其細緻的「結構平衡」(structural equilibrium)模式,還有某個古典的概念則是認為中國欠缺一個積極主動的布爾喬亞階層(偉大的中國科學史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就是抱持此一看法)。王國斌與若森薩(Jean-Laurent Rosenthal)提出的模式則是建立在地緣政治的競爭、資本與雇傭勞動等三大要素上,還有許多其他的解釋。

同樣的道理,我們也不該全盤否定傳統派學者喜歡的那種文化解釋,尤其是在科學方面。儘管目前許多學者都認為實驗科學並非造成「經濟大分流」(the Great Economic Divergence)的主因(在修正主義的爭論中,無論是正方或反方的學者都有人如此主張),但我卻因為發現了一些證據而深信科學是造成「軍事大分流」的關鍵因素。既然聚焦在科學上的傳統派學者是對的,我們也就不該忽視他們所強調的那些文化與社會要素,例如:法律體系、財政結構、財務體系、城市治理、教育體制等等。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必須進行更多的比較研究,也已有許多東亞史專家正循著這個主軸深入了解中。

儘管如此,若想探究在世界史上西方崛起與中國沒落的理由,地緣政治的不穩定程度(換個說法,也就是各國交相征伐的時代有多久)還是可以為我們提供解釋。歐洲的國家體系也許真的是非常穩定而持久,但軍事競爭的模式也對中國造成了重大影響。

事實上,「從全球各國交相征伐的情形來看中國的衰落」這種觀點之所以引人入勝,理由之一在於它讓我們看出所謂現代化(也就是以有系統的方式採用先進科技與技術的過程)並非在一八○○年代突然出現在亞洲的。如同其他學者曾經指出的,那是經過長期深化的。東亞出現了第一批火器,因為各國紛紛採用,導致火器在西元九○○到一三○○年期間歷經了長期的演進。後來,火器才外傳到東亞以外的地區,傳播者可能是四處征戰的蒙古人與其盟友們,到了一三二○年左右才在歐洲生根,但很快又進入另一個演進過程,接著再度外傳。十五世紀初期中國明朝採用的紅衣大砲,是葡萄牙人製造的,到了十五世紀中葉,開始使用日本與葡萄牙製造的鳥銃,接著在十七世紀又將西方的先進大砲納為己用。某位學者曾主張,中國採用大砲可說是該國史上初次的「自我強化之舉」。此舉效果絕佳。就某些方面而言,當時中國的製砲科技比歐洲更為精進。大砲曾經於十七世紀幫助中國擊敗歐洲的兩大帝國:荷蘭與俄國。但這方面的技術與科技並非中國獨有,而是在國際之間傳遞,從北非的馬拉喀什(Marrakesh)到江戶時代的日本,各國都曾採用,也有所創新。

若把中國的現代化視為長久的深化過程,我們就會看到此期間中國曾屢屢試圖改革。中國曾於十九世紀中葉推動洋務運動,但一般而言被認定為失敗。不過,事實上,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推動現代化的亞洲國家裡,中日兩國可說是最成功的。我們很容易把亞洲的現代化當成一種「迎頭趕上」之舉,好像歐洲就在前方不動,亞洲人在後面拼命追趕消弭雙方之間的差距。但是,別忘了當年歐洲人自己也正在現代化,雙方都想要趕上英國。接下來,等到改變的速度增快,每個國家都努力想要待在競爭者的行列裡。即便大不列顛在十九世紀是全世界科技最先進的強權,也還是處於革命性的變遷過程裡。

事實上,歐洲各國的起頭雖然較早,但中日兩國的軍事實力很快就趕上了,日本因為現代化成就較高,才得以在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六年之間的甲午戰爭打敗中國,其原因與其說是因為日本人較為了解蒸汽機的力量或者製造大砲船艦之道(在一八八○年代,中國人不但率先自製蒸汽機,也能打造性能較佳的戰艦),不如說是因為中國人治國無方。中國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古國,但日本卻是個有效率的新國家。擊敗中國後,過了十年,日本又打垮另一個生鏽的大國:沙皇統治的俄國。在日本的艦隊裡,有些船艦就是他們十年前從中國人手裡繳獲的中國自製船艦。

從一八九五年敗給日本看來,現代中國顯然積弱不振,而且從一八五○到一九四九年,該國可謂兵連禍結,打仗打得國家元氣大傷。但這也許不該被當成現代化過程失敗的病徵,而是某個亙古主題的現代版:在改朝換代之際,國家往往面臨巨變,而且難免大戰頻仍,內有民變作亂,外有強敵入侵。並且,與改朝換代相關的,也包括國家在軍事、科技與政治等方面的革新。

無論如何,軍事現代化的動力不該被簡化成「西化」。整個火藥時代裡,世界史的特色之一就是全球各地都有軍事現代化的痕跡,不只存在於歐亞大陸的最西邊與最東邊。這兩者之間的各個地區也都扮演著關鍵角色,只是它們並非本書要探究的對象罷了。我只想藉由這本書建立起一個二元架構,希望有助於發展出一部真正能觀照全球的軍事史。

被我拿來當作故事起點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引人入勝的朝代之一,也就是許多政權同時存在、而且持續變動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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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藥時代 2018-01-08
關鍵字: 火藥時代軍事中國歐陽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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