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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化與火藥時代的終結

中國的現代化與火藥時代的終結
黃海海戰中日雙方交戰船艦的比較圖

十七世紀(清初亂世)之後,中國進入「大和平」時期,一直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咸豐朝)才再度陷入戰亂頻仍而且戰火延燒各地的局面。有些軍事衝突是外患,其中最重要的包括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五六∼六○年,即咸豐六∼十年)、中法戰爭(一八八四∼五年,即光緒十∼十一年)以及甲午戰爭(即一八九四∼五年,光緒二十∼二十一年)。但戰局最為兇險的其實都是內憂,包括捻亂(即一八五三∼六八年,咸豐三年∼同治七年)、回變(一八五六∼七七年,即咸豐六年∼光緒三年),還有襲捲摧殘中國大江南北的太平天國之亂(一八五一∼六四年,即咸豐元年∼同治三年)──這支受到基督教信仰啟發的叛軍從廣西出發,進軍中原的心臟地帶,攻佔南京之後在那裡建立政權,維持了十幾年。

在這些戰爭的刺激之下,一連串改革活動就此展開,史稱「自強運動」。許多大型造船廠、現代化兵工廠與規模龐大的工廠開始興建。中國開始生產連發來福槍、先進大砲、炸彈,甚至在一八八○年代(光緒年間)打造出一支鐵甲艦隊,在當時曾被認為戰力可以排入世界前十名。但一般人都認為這些努力在最後都以失敗告終。

何以如此?主要是因為清朝在甲午戰爭期間蒙受了敗給日本的恥辱。被面積只有十分之一的東亞鄰國打敗後,中國的現代化運動開始變得備受矚目。而且,相較於日本現代化運動的成功,中國的失敗也變成二十世紀漢學家們的重要論題,他們曾經把敗因歸咎於儒家思想、文化與保守主義等因素。儘管近年來的一些研究已經開始質疑這樣的詮釋方式,但許多人仍然抱持同樣的看法,就算是一些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也不例外。

如前所述,過去在中國史上的其他時代,儒家思想並不會阻礙創新或者排拒外來科技。許多儒生出身的官員都對佛朗機砲、西方火槍與紅夷大砲等武器充滿興趣──王陽明就是其中一例,而他也許是過去五百年來最為顯赫的一位儒學大家。難道儒家到了十九世紀就突然變成了絆腳石?

當然沒有。十九世紀的所有偉大改革家,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等人也都是非常優秀的儒者。他們都積極採納西方器械、西學,並且徹底革新教育、商務、財政結構與軍事組織,並未受到儒家哲學或中國文化的妨礙。

事實上,近年來學者們較能夠從肯定的角度去看待這從一八六○∼九五年(咸豐末年持續進行到光緒朝)的改革運動,有時候他們甚至會有一些連自己都覺得訝異的發現。如同學者孟悅在一篇重要文章中寫道:「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現,就產品的科技細節而言,江南製造局有許多方面在十九世紀末亞洲都算是首屈一指的」。孟悅與其他許多人都曾指出,從一八六八年(咸豐七年)開始,一直到一八八○年代(光緒初年),中國所製造的戰艦都比日本製造的更好,無論是木船或鐵船,槳輪船、單螺槳船或雙螺槳船,單一蒸汽機、雙聯式蒸汽機或者三聯式蒸汽機的汽船,也是中國生產的佳。相似的,中國生產的槍械與大砲也都是亞洲之最,品質至少能與日本匹敵,甚至更好。中國人會進行這些改造與創新的活動,說明了自強運動比過去史家們所認為的更加充滿活力,對中國的現代化也更為重要。

若真是如此,那中國又為何會輸掉甲午戰爭?答案是:中國並非遭遇技術或科技上的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日本之所以能進行改革,是因為先出現了一場推翻德川幕府的政治革命。一八六七年,德川幕府還政於剛登基不久的明治天皇,天皇開始推動一連串改革措施,而這在舊政權底下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與過去許多根深蒂固的利益相抵觸。相較之下,清朝在十九世紀雖然走得跌跌撞撞,但卻要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推翻。事實上,中日兩國的歷史存在著一個很奇怪的巧合:德川幕府與清朝剛好都維持了兩百六十七年之久。只不過,日本比中國早四十年擺脫它的舊政權。

中國的現代化與火藥時代的終結
甲午戰爭期間中日雙方的主要交戰地點(一八九四~一八九五年)

對於任何老舊的國家而言,開創新局面向來不是什麼大問題,反而是要擺脫舊時代比較困難。清朝擅長製造汽船與訓練部隊使用的來福槍,但清廷必須把很多錢都消耗在十七世紀(清初)就已經建立的龐大部隊上。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道光、咸豐兩朝之際)這些人數高達數十萬的部隊都已經成為無用兵力。清廷無法直接讓他們解甲歸田,也沒辦法從最基礎的地方開始改革,因為他們已經成為充滿影響力、但卻又只想維繫現狀的利益集團。不過,清廷也養不起他們。要是當年清朝能夠把那些虛擲在舊部隊身上的經費用於新軍,也許表現會遠勝於後來的慘況。

清朝的問題並非缺乏科技或知識,而是無法把資源集中在革新措施上。老舊體制把資源都消耗殆盡。統治者必須在各個利益團體之間求取平衡,因而沒辦法創造出集中化的軍事結構。而且我們也別忘了,日本是一個特別有效率的敵手。如同兩位專家寫道:「中國並不只是輸在積弱不振,應該說日本太強,才會打贏那一場戰爭。」擊敗中國後,時隔十年,日本又打贏了另一個老舊的大帝國:俄國。

自強運動中的軍事實驗

論者一般都認為自強運動是在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也就是在英法聯軍之役結束後開始的,但事實上改革火花很早就已經點燃,而且是因為很多不同因素促成的。最大的刺激應屬太平天國之亂。帶頭作亂的洪秀全自稱先知,說他是耶穌的弟弟,在位於中國西南偏僻地區的家鄉起事後,帶兵由水陸兩路殺往中國的核心地帶,沿途不斷攻城掠地,並招募支持者。他們在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攻下明朝故都南京。

太平軍使用的是西式武器。據說,一八五三年五月(咸豐三年)有大約一百名西方人與六百名廣東人效力於太平軍,他們使用西式武器打仗,身上制服是西式的,使用的船艦也是從西方人那邊買來或租來的。然而,太平軍起事初期並不需要現代武器,因為他們所遭遇的清朝部隊,使用的武器既落後也欠缺訓練。太平軍將領羅大綱曾自誇:我已漸漸變老,但只要一把鋒利長矛在手,我還是能夠以一當十,毫不畏懼。

但是在白熱化戰事的刺激之下,中國出現了十七世紀以降最為重要的一連串軍事實驗。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文宗皇帝諭令各地官員鄉督辦「團練」(地方民兵),用以對抗太平軍,而且給予相當大的自主空間。最有名的官員之一就是曾國藩(一八一一∼七二年,即嘉慶十六年∼同治十一年),他最早在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就已經開始向西方人購買大砲。一八五六年(咸豐六年),他已經開始自己製造西式大砲。為了反制曾國藩的做法,太平軍也開始使用更多西方武器與船艦,聘請外國顧問與軍官,建造一般工廠與兵工廠來修理、維護軍備。某些學者主張,太平軍的這個舉動也為中國接下來的現代化奠立了重要基礎。這種說法或許有言過其實之嫌,但無庸置疑的是,戰爭期間有一種「挑戰—回應的動力」存在,這股力量促使兩方都開始採用新式武器。

演練也是雙方的焦點。太平軍向來以其嚴謹陣形與指揮體系著稱。曾國藩的反制之道則是訴諸於戚繼光。他覺得自己和戚繼光有許多相近之處。當年戚繼光認為朝廷軍隊戰力低落,不如自己招募鄉勇組成戚家軍,軍餉也由他撥發。曾國藩的做法也一樣,他拒絕使用八旗軍。他甚至採用了戚繼光的部隊組織。而且曾國藩以戚繼光的陣法為範本,每天讓部隊進行演練。他也敦促其他人應該要這樣做。

曾國藩的部隊與指揮官都是清朝臣民,以漢人為主,但其他官員已經開始聘用西方人。從政治的角度看來,這是一種風險相當高的做法,因為就在與太平軍作戰之際,剛好也發生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清廷也必須對抗英法聯軍(一八五六∼六○年,即咸豐六∼十年)。在這種時局中,信任西方人似乎是很危險的,但某些地方督府對於太平軍深感憂慮,所以願意冒這個險。例如一八六○年五月(咸豐十年),浙江巡撫王有齡(一八一○∼六一年,即嘉慶十五年∼咸豐十一年)就曾經要求某位屬下幫他尋求外國人的幫助,並且表示如果出錯的話,「雖罵名亦所不顧,」甚至「甘犯王法」也無所謂。朝廷駁回王有齡的構想後,他甚至悲嘆,這下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城毀人亡了。而太平軍的確就在隔年攻陷了浙江省的首府杭州。王有齡在官邸花園裡自縊殉國。

其他官員在這方面就比較順利。例如,蘇松太道吳煦(一八○九∼七二年,即嘉慶十四年∼同治十一年),還有常與他合作的富商楊坊(一八一○∼六五年,即嘉慶十五年∼同治四年)就曾在太平軍進犯上海之際向英法兩國請求軍援,在一八六○年(咸豐十年春天)組織了「洋槍隊」。他們找來美國冒險家費雷德瑞克.湯森得.華爾(Frederick Townsend Ward,一八三一∼六二年)擔任隊長。起初,華爾的部隊成員以菲律賓人為主,軍官為西方人,但戰績不佳。不過在部隊漸入佳境後,也促使其他清朝官員改觀,更願意聘請西方軍官。

就在華爾的洋槍隊代表清朝與太平天國交戰之際,英法聯軍在一八六○年夏天(咸豐十年)進逼京城,迫使清廷投降,簽下了《北京條約》。這條約在朝廷創造出一種新的氛圍,清廷不得不體認到西方武器的威力,再加上太平天國之亂造成的死傷與損失越來越大,只好同意各地向西方國家尋求軍事援助。華爾的洋槍隊後來擴編為常勝軍,士兵皆為中國人,由歐美人士擔任軍官。華爾放棄了美國籍,歸化為大清子民,並獲得清廷授予副將的軍銜。如今他在中國仍受人民崇敬。除了他的常勝軍之外,還有類似的常捷軍,是中法混合的部隊。兩支部隊皆軍威壯盛,掃蕩太平軍有功。

其他新軍的表現也很好,最負盛名的是由曾國藩、李鴻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年,即道光三年∼光緒二十七年)與左宗棠(一八一二∼八五年,即嘉慶十七年∼光緒十一年)所領導的部隊。一八六四年夏天(同治三年),曾國藩麾下湘軍靠西式大砲把太平天國的天京(即南京)城牆轟出一個破洞,順利奪回城池。

這些新軍追殺太平天國殘部,接著連戰告捷,陸續弭平捻亂與回變。他們甚至能夠打敗西方的部隊。一八七八年(光緒四年),左宗棠的部隊與裝備相對落後的俄軍交火,震驚了俄羅斯帝國。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劉銘傳與孫開華所領導的清軍在台灣與法軍打成平手。事實上,儘管這場中法之戰清廷輸了,但卻有一些各別的部隊(例如劉、孫兩人的部隊)表現得非常好,令許多西方人感到訝異。在這些新軍裡面,最厲害的當屬李鴻章麾下的淮軍,也就是後來的北洋軍,他們在清軍中最具軍威,也將會在甲午戰爭期間與日軍交戰。

這些新軍的發展與改革呼聲亦步亦趨,有些改革不只聚焦在軍事改革上,而是深層的變革。例如,學者馮桂芬(一八○九∼七四年,即嘉慶十四年∼同治十三年)起草了一連串提案,其中包括外語教育體系的建議,還有船廠、兵工廠的建立,以科學與工業生產來取士與擢升官員,針對數學、機械學、化學與地理學進行翻譯的計畫,甚至提出代議政府的芻議,建議能在地方舉辦普選。他說,如欲達到自強之目標,這一切都是應該去做的。

馮桂芬的許多提議都被改革人士給採納,因此後來所謂改革已不只是採用西方船砲,而是為了現代化而進行的一連串持續性嘗試。

「制器之器」

丁拱辰曾於一八四三(道光二十三年)抱怨自己因為沒有「制器之器」而無法製作出一艘正常大小的汽船。一八六三年夏天(同治二年),曾國藩想要設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召見第一個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人,也就是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年,即道光八年∼民國元年)。起初容閎深感恐懼,因為當時是太平天國之亂猖獗,不久前他才向太平軍提議,要幫他們進行軍事與銀行體系的現代化。如果曾國藩知道此事,要他的項上人頭,該怎麼辦?容閎的朋友們說,曾國藩只想要他幫忙,所以容閎前往湘軍的安慶大營與曾國藩見面。初見面時,曾國藩微笑不語,坐在那裡盯著容閎好幾分鐘,然後問了許多身家背景的問題。然後曾國藩便端茶啜飲了一口,容閎知道這是送客的意思。第二次謁見時,曾國藩問容閎:當前中國最需要什麼?容閎事先經過人提點,於是答道:中國需要一個「機器母廠」,並表示「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

容閎的答案以及容閎本人都深受曾國藩喜歡。他給容閎白銀六萬八千兩,任其全權購買現代工廠所需之一切,然後運回中國,至於要去哪裡買,還有要用什麼方式購買,容閎可以自己看著辦。容閎前往美國採購工廠所需機器,並且參加了耶魯大學畢業十周年同學會,後來又向美國軍方提出申請,想要入伍幫北軍打南北戰爭(但此一申請被拒絕了),最後到了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終於回國,搭乘的是一艘從南塔克特島(Nantucket)出發、看來隨時有可能沉沒的三桅帆船(而且船長的六歲兒子髒話講得跟水手一樣流利)。他獲聘為清朝官員,他買的那些機器後來納入了知名的江南製造局。

論者一般都認為江南製造局是個失敗的計畫,但事實上該局的一些創舉都非常了不起。江南製造局能夠自製汽船:從蒸汽引擎、船殼到螺旋槳推進器都是自己製造的。它也能製造先進的槍砲,用仿造或者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手法來模仿西方款式。測試與實驗都是製程的重要環節,整個過程都有許多高官參與。

中國並不是只有這個現代工廠。類似的實驗還有很多。與曾國藩同一時代的名將左宗棠(他因為「左宗棠雞」這道菜而在美國家喻戶曉)就是其中最重要實驗的發起人。中法混合部隊常捷軍的指揮官日意格(Prosper Giquel)是左宗棠的夥伴,他們一起創辦的「福州船政局」名字聽起來很普通,但實際上很了不起。該局佔地一一八英畝,有四十五棟樓房,其中包括許多工廠、工坊、一座鑄造廠、辦公室與宿舍等等。船政局的園區裡甚至還有自己的軌道電車。有幾十個歐洲人在裡面當技師、講師與領班,中國籍的行政人員也有好幾十個,至於中國工人則是數以千計。

福州船政局園區裡也有學校。中國大多數的新式兵工廠也都設有學校,但福州船政局的企圖心特別強:學校所傳授的,正是丁拱辰等人在一八四○年代(道光年間)所欠缺、因而無法成功促進現代化的那些學問,包括工業製圖學、算學與工程學。福州船政局創立五年後,法國顧問日意格寫了一份報告,在裡面論述了這些課程存在的必要性:

為了估算機械或船體的尺寸,他們(學生)必須要了解算術與幾何;為了要根據圖紙進行製造,必須了解透視科學,也就是投影幾何學(descriptive geometr y);為了要解釋重力、熱以及其他自然現象對於蒸汽機、船殼甚至整艘船所施加的壓力,則必須了解物理法則。接下來,對於船體運動所承受的衝擊力,以及船體必須克服的阻力與承受的張力,則是靜力與動力科學的內容;而且若要進行這些計算,光靠普通的算術與幾何是不夠的,他們還必須擁有三角學(trigonometry)、解析幾何(analytical geometry)與微積分(infinitesimal calculus)等相關知識。因為這些計算不再只是要把物件的形式與尺寸計算出來而已,而是要讓他們能夠想出通用的方程式,將其應用在造船的所有細節上。

清廷的高官們開始意識到科學與軍事生產之間的密切關聯。如同江蘇巡撫丁日昌(一八二三∼八二年,即道光三年∼光緒八年)在奏摺中所言,「洋人以利器為性命,以製造為功名,耗其心思氣力財貨於渺茫無憑之地,在數千百年而其效始豁然呈露於今日。」負責督辦福州船政局的船政總理大臣沈葆楨(一八二○∼七九年,即嘉慶二十五年∼光緒五年)也曾於一八七○年(同治九年)的上疏裡面寫道,「水師之強弱,以炮船為宗,炮船之巧拙,以算學為本。西洋炮船愈出愈奇,幾於不可思議,實則由厘毫絲忽積算而來,算積一分,巧逾十倍,故後來居上耳。」後來他還建議,應該派中國學生前往英法等歐洲國家留學,如此方可「循序而漸進,將窺其(西學)精微之奧」。

福州船政局的學生在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終於有機會一窺西學「精微之奧」:第一批學生獲派前往法國。後來又陸續有一批批學生跟進,這些留學計畫具有關鍵的重要性。如同學者王憲群在博士論文中寫道:「福州船政學堂可說是重要至極。在中國開設的工程學校裡,它首開先河,有系統地引進西方科技中關於科學原則到工程應用的種種要素……與同治到光緒朝(一八六○到八○年代)之間其他介紹西學的新式教育機構相較,福州船政學堂的科技水準遠遠勝過它們。」學生可以學會關於汽船設計的所有細節,畢業後他們的專業生涯也都有很好發展,甚至延續到二十世紀。

福州船政局生產槍砲彈藥與汽船。起初生產出來的汽船都是基本款:一艘一百五十匹馬力的運輸船,另一艘則是八十匹馬力的砲艇。但兩者的品質都很高。一位英國商人表示,這兩艘船的「每個部位都打造得紮實緊密,裡裡外外都打磨得很光滑,就算在倫敦或紐約生產的船隻也不過如此」。第三艘船是另一艘八十匹馬力的砲艇,但品質更好,速度快速有力,甚至引擎還稍嫌太過有力,因此那位英國商人說:「對於這種噸位與重量的船來講,也許沒必要那麼有力,但故障率很低,非常難得一見。」其他船艦的性能也都獲得肯定。那位英國商人表示,到了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福州船政局生產的砲艇與英國同款式砲艇相較,品質已經更好。「這世上沒有任何一國海軍擁有更好的艦艇。」其他西方人的見聞也可以印證他的這些評價。

然而,當時的汽船科技可說是日新月異。蘇格蘭輪機工程師約翰.埃爾德(John Elder,如今世人對他的印象,除了其他成就之外,就是一位大師級的製圖師)申請了一項複合式蒸汽引擎的設計專利,是給海軍陸戰隊船艦使用的。有別於以往的單冷凝器引擎,埃爾德的引擎有兩個冷凝器。引擎裡的熱氣會先排進一個高熱高壓冷凝器,接著又分流排往另一個低壓低熱冷凝器。在每個階段熱器都會推動引擎活塞。結果就是導致引擎效能大幅提升,後來到了一八五八年埃爾德又申請了一種三聯式冷凝器的蒸汽引擎,效能又更勝前一種雙冷凝器引擎。到了一八七○年代,歐洲各國的鐵殼船普遍都是使用複式冷凝器引擎。

福州船政局也跟進了。到了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該局已經在生產那種使用複式冷凝器引擎的鐵殼船。第一艘這類船隻是在一八七七年五月下水的鐵肋木殼雙桅船,亦即威風凜凜的「威遠號砲艦」:它的排水量大約一千兩百噸,複式蒸汽引擎有七百五十匹馬力。到了一八八○年十二月,該局已經生產了四艘同款船艦。一八八三年,一艘動力高達兩千四百匹馬力的兩千兩百噸級「揚武號」巡洋艦下水,它採用三聯式複合蒸汽引擎,航速十五節。一八八八年五月,「龍威號」完工下水,是當時最先進的巡洋砲艦:排水量兩千一百噸,裝甲厚達二十公分,船上砲塔的裝甲甚至更厚。「龍威號」是由兩具一千兩百匹馬力的三聯式膨脹蒸汽引擎驅動,航速為十四節。艦上還有電燈、一具探測燈,以及電傳通訊系統。

然而,改變的速度又加快了。到了一八八○年代(光緒初年),歐洲巡洋艦的排水量已經可以達到九千噸,航速二十二節。八千匹馬力的三聯式膨脹蒸汽引擎也已經是稀鬆平常的配備,船殼則是都使用鋼材。這種科技發展的速度在史上是前所未見的。一九○三年時曾有一位研究英國海軍的史家寫道:「我們幾乎可以毫不誇張地宣稱,如果用一八六七年的頂級船艦來對付一八五七年時的整支英國海軍艦隊,應該是綽綽有餘。同樣的,一八七七年的船艦就算稍稍不如十年前的整支英國海軍艦隊,但應該也可以與之抗衡,打敗它們。到了一八九○年,一八七七年的所有船艦早就應該可以報廢了。至於一九○○年時,即便是一八九○年的頂級船艦,幾乎都已經無法加入英國的最佳艦隊了。」

所以,當我們在評估福州船政局與江南製造局的表現時,我們必須牢記一件事:中國並不只是要把落後的科技程度補回來,迎頭趕上。中國其實是進入了一個必須持續做出革命性突破的階段,而這不但對於亞洲來講是個新階段,對於整個世界史來說都是。若想了解機械科技的發展有多快速,我們不妨製作一張圖表,把十九、二十世紀成立的各種專業工程學會都列出來。從東亞與歐洲看來,毫無疑問的,各種工程學會大多是在十九世紀後半成立的。但令人感到訝異的是,這種情況在大不列顛也是一樣。

中國與日本都在快速地現代化,但這兩國的西方敵手們也是,而且重點在於各國的發展是否能夠持之以恆。在福州船政局成立後的頭二十年裡,其科技量能可說是處於大躍進的狀態,有辦法跟得上持續性的科技革命。事實上,如果與知名的日本橫須賀造船所相較,福州船政局直到一八八○年代(光緒初年)都還是比較有競爭力。橫須賀造船所的規模較小,預算較少,在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時只有福州船政局的三分之一。它所生產的船艦數量也遠遠不如福州船政局:在一八七六年到一八九四年之間僅僅十三艘,但福州船政局在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以前就已經有三十三艘了。就科技發展來講,橫須賀造船所也落後福州船政局,比較晚才製造出第一艘鐵殼戰艦。儘管與先前的想法有所出入,但現在專家們都已經相信,以整個一八八○年代來講,中日兩國的海洋科技表現是非常接近的。此外,中國與日本的表現似乎都異常傑出:沒有任何非西方國家能夠如此專精於汽船科技,另一個可能的例外大概只有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不幸的是,到了光緒中期以後(一八八○年代末期),福州船政局遇上了問題。問題並非保守主義或缺乏技術,也不是許多學者所說的那樣,是因為儒家向來把工程當成「奇技淫巧」,因此不屑一顧。欠缺穩定的大量資金來源才是問題。橫須賀造船所從一八七二年之後劃歸日本海軍管轄,自此一直都可以獲得明確而穩定的資金來源。但福州船政局不是。左宗棠初創時,他的設計是由幾個省分一起來分攤經費,其中最重要的是船政局所在地的福建省。照理而言其他各省也該挹注資金,但都不會主動提供。此外,左宗棠沒有把汽船的高額維護費用納入考慮,而這部分的預算越來越高。每年船政當局都必須從各方籌措財源。歷任船政大臣必須花在籌錢與遊說官員上的時間跟處理政務本身一樣多。

有一段時間因為都是權臣職掌船政,福州船政局的確是一片欣欣向榮。例如,沈葆楨在兩江總督任上曾大力支持。但他在一八七九年(光緒五年)就去世了。該局的創辦人左宗棠曾為最大支持者,則是病歿於一八八五年(光緒十一年)。後來幾任船政大臣越來越難籌款。士氣極為低落,這一點可以從船政大臣的高替換率獲得印證:從一八七五∼九○年(光緒元年到十六年)之間,有三位辭職,四位被調任其他官職。到一八八○年代末期(光緒朝中期)以後,福州船政局已經搖搖欲墜了。

日本的橫須賀造船所卻是朝另一個方向發展。儘管它在早年也是走得跌跌撞撞,但到了一八八○年代末期以後,穩定的資金已經讓它有辦法進行多年型的計畫,並且持續投資基礎建設,而這一點在任何科技持續急速變遷的時代都是非常關鍵的。橫須賀造船所對於創新投入越來越多心血,也禮聘西方專家來建造最新款式船艦──儘管它所製造的巡洋艦其實並不如許多人原來所認為的那樣有威力。

事實上,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夕,許多專家都認定他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艦隊優於日本艦隊,因此中國必勝無疑。

甲午戰爭

一八九四年夏(光緒二十年),倫敦《包茂大道公報》(Pall Mall Gazette)的一位記者,詢問英國海軍專家愛德華.瑞德爵士(Sir Edward J. Reed),請他比較一下中日兩國的海軍。愛德華爵士曾幫日本設計船艦,但他相信中國海軍較有優勢,因為他們明智地投資在鐵甲船艦上,但日本製造的船艦卻是以裝甲不怎麼堅固的巡洋艦為主。

所以那位記者問道:「那比較不耐撞囉?」

「就算是最小支的機關槍,」愛德華爵士答道,「日本的船艦也抵擋不住。」

「那麼那些船艦很容易就會被撞沉囉?」

「雖然那些船艦可以浮得起來,」愛德華爵士沉著地答道,「但卻無法抵擋敵船上任何一把威力最小的機關槍……無庸置疑的,日本把近年來所有經費都投資在沒有任何裝甲的新船上,我認為他們已經鑄下大錯。」

愛德華爵士坦承,戰爭初期日本也許會握有優勢,但因為日本並未像中國那樣擁有許多沉重的鐵甲船艦,所以將會造成一個致命傷。

其他許多人也同意這看法。英國海軍中將喬治.巴拉德(George Ballard)在書中寫道:「相較於它的敵手們,日本艦隊的威力較弱。」其他西方軍事專家也認定江南製造局「當然比日本更能大規模地製造出戰爭用的軍用品。」 68 中國的軍備優於日本,這可說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而且日本人也非常擔憂中國的科技實力日益增強。

既然這樣,那日本為何會打贏甲午戰爭?即便在中國戰敗成為事實之後,大多數論者仍然認為中國的敗因並非科技不如人。美國海軍部部長分析戰爭結果,總結道:「中國的船艦,包括船上的武器裝備,無論是就攻擊或防禦力來講,都優於日本」。知名海軍理論家A.T.馬漢(A.T. Mahan,一八四○∼一九一四年)指出:中國船艦使用江南製造局出產的三十公分口徑砲彈,威力十足,無堅不摧,「要是中國砲手們的判斷力與眼力沒有問題,應該是可以大獲全勝的。」

日本是靠領導力與凝聚力獲勝的。舉例說來,日本的戰爭佈署計畫比較精細而有彈性,他們把某位日本學者所謂「中國艦隊的巨大優勢」也納入考慮。因為剛開始想要一路打到北京去,所以日本軍方的領導階層決定,若要讓他們能夠選擇在任何地點讓部隊登陸,必須以最快速度把黃海給控制住。他們想要明確地展現出日本的軍事優勢,但同時也體認到中國可以利用強大的海軍艦隊來控制黃海,所以他們改變了計畫:先控制朝鮮,同時也把日本的海岸地區保護好(參閱地圖18.1)。

中國沒有全盤的軍事佈署計畫。李鴻章是大部分參戰清軍部隊的主帥,他一開始想要避免開戰,希望把日本塑造成入侵者,這樣一來西方各國就會幫中國介入調停。等到日本的運兵船在黃海上航行,要把部隊載往朝鮮登陸時,李鴻章本來可以用強大的船艦加以阻止。但他沒有這麼做,而且西方各國也沒一如他所料做出反應。他的毫無作為導致日本很快就拿下漢陽,然後往平壤進軍。當時平壤有李鴻章麾下一萬五千名北洋軍鎮守,他們的表現傑出,據一些史料指出,「中國部隊的表現並非如同某些史家所說的那樣懦弱無能。」而且,因為受到後勤補給問題的阻礙,日本陸軍的武力也無法有效地發揮。不過日軍還是拿下了平壤,這要歸因於領導階層的膽量,還有清軍並未趁日軍渡河時發動攻擊。北洋軍因此遭擊潰,撤出了朝鮮。

日本也從海上發動攻擊。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平壤戰役結束的隔天,一支日本艦隊在鴨綠江口外海與北洋艦隊主力展開知名的黃海海戰。北洋艦隊的威力驚人,尤其是其中兩艘主要的戰艦,在愛德華爵士可以把日本的任何船艦撞沉。日本船艦的裝甲遠比北洋艦隊薄弱。此外,北洋艦隊的大砲也比較多:他們有八門可以發射三十公分口徑砲彈的大砲,日方卻只有三門。然而,日本艦隊的總排水量卻遠遠大於北洋艦隊:日方為三萬六千四百六十二噸,而北洋艦隊則是三萬兩千九百一十五噸。此外,日艦上有許多新式大砲,雖然比較小門,但很容易就能瞄準(參閱圖18.1)。

清軍是有勝算的,但海戰的表現不佳。如同當時許多人分析指出的,水師提督丁汝昌(一八三六∼九五年,即道光十六年∼光緒二十一年)思慮不周,擺出一種破綻百出的艦隊隊形:把較大的戰艦擺在中間,較弱者佈署在側翼。這讓比較弱的船艦暴露在日軍的砲火下,也讓那幾艘巨大的鐵甲艦沒辦法火力全開。

也有人批評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並未對部屬下達明確的作戰命令。根據巴拉德中將在書中所言,他的命令「極其粗略,其所根據的原則就是一旦開戰後,每位管帶(即艦長)都應該自己評估情勢,採取自認最為恰當的舉措」。巴拉德繼續寫道,從這種軍令看來,「顯然實際上他無法有效掌控部隊,達成戰術目標,自己也不太懂佈署艦隊之道,或者是也不相信他的管帶們會通力合作。」

丁汝昌不信任自己手下的軍官們,這或許是對的:無論是中國或西方史家向來都批評北洋艦隊的軍官大多無能之輩。旗艦上一名軍官負責操作最大的艦砲,結果打傷了就站在砲口前方飛橋上的丁汝昌,害他一腿瘸了,接下來海戰期間都無法行走。艦隊中還有兩位管帶逃之夭夭,結果被其他清軍軍官咒罵。

趁北洋艦隊陣腳大亂之際,日軍很快就擊沉了那些最弱的清軍船艦,然後全力對付鐵甲艦。出身美國海軍的馬吉芬(Philo McGiffin,一八六○∼九七年)是艦隊中鐵甲船「鎮遠艦」的幫辦(相當於副艦長),據其描述,日軍艦隊始終維持嚴格的艦隊隊形,不理會其餘較小的北洋船艦,「在我們兩艘鐵甲艦四周徘徊不去,猛射砲彈。」

馬吉芬盛讚清軍水兵個個嚴守紀律、英勇作戰,但他也悲嘆船艦上的彈藥不足讓他們的表現大打折扣,尤其欠缺炸彈。不會爆炸的砲彈就算瞄得再怎麼準,能造成的損害還是遠遠不如炸彈。例如,某艘日艦被包夾在兩艘北洋鐵甲艦之間,就在它們的砲口下。「絕對不會打不中,」馬吉芬寫道。「我們認為它肯定要完蛋了,若是我們用砲彈打過去,舉例說來,從船頭打進去,斜斜地穿越船身,打到後甲板區,沿途會造成各種小小的傷害。如果是會爆炸的砲彈,那後果就可想而知了。」整個甲午戰爭期間清軍都欠缺恰當好用的彈藥,而且據說某些砲彈裡面裝填的並非火藥,而是沙子。

馬吉芬和他的同袍們持續開火,只留三發砲彈,「可以在最後發射。」他們以為自己肯定沒命了,但日艦卻不再射擊了。馬吉芬認為,「日艦為何會撤走?……這一直是個未解之謎。」但如今我們已經知道,是日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祐亨大將(一八四三∼一九一四年)下令停止攻擊的,因為他不知道敵軍已經沒有彈藥,而且也懷疑自己的艦隊是否真能將那兩艘鐵甲戰艦給擊沉。海面突然復歸平靜,兩艘鐵甲艦召集其他倖存船艦,開回港口。伊東祐亨大將也沒打算重新開戰。儘管我們都說是日本打贏了,但馬吉芬回想起來,感覺中日雙方是平手的:「雙方的艦隊都盡力奮戰,直到打成平手。」很類似的,美國海軍部部長也說黃海海戰「幾乎是一場平手的戰役」。「鎮遠號」、「定遠號」這兩艘鐵甲戰艦會再繼續作戰,但馬吉芬就沒辦法了:他傷勢過重,因此黯然回美。在醫院病床上他寫了一篇關於戰鬥經過的文章,至今仍非常有參考價值。他的傷勢嚴重到未曾徹底痊癒。據說,「有時候他跟人坐在門廊上……聊天時,會突然說一句,『抱歉喔,』因為黃海海戰期間留在身上的砲彈碎片跑到他的皮膚表層了……他會拿出一支折疊小刀,捲起襯衫,用刀把那砲彈碎片之類的東西拿出來,一副輕輕鬆鬆的樣子。」戰後沒幾年馬吉芬就開槍自殺身亡了。

那兩艘鐵甲戰艦修好後隨時可以重回戰場,在甲午戰爭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同巴拉德中將所說,「如果能上場的話,那兩艘船絕對能夠輕鬆擊敗最厲害的六艘日本船艦。」但清朝並未再使用它們。如果清軍的將帥夠大膽,應該把它們派回海上,用來攻擊日軍的運兵船隊,或用來支援遼東半島各港口的防務,但清廷只是讓它們在附近擔任護衛艦。結果馬吉芬指揮的「鎮遠艦」撞上礁岩,直到戰爭結束時都擱淺在岸上。《紐約時報》的評論很有道理:「在失去……最厲害的一艘戰艦後,中國幾乎已經失去了制海權。」「鎮遠艦」的管帶林泰曾是林則徐的姪孫,他為此自責不已,結果吞食鴉片自殺身亡。葬禮上許多人對他的棺材吐口水。

所以日軍很快就奪下了清朝在遼東半島的所有大港,而且幾乎沒有遭遇頑強抵抗。有時候他們還發現清軍已經棄守要塞,裡面擺滿了各種補給品與彈藥。日軍不但將帥領導有方,而且訓練有素。他們也有比較充裕的補給品與獲得較好的醫療照護。除了有軍需部提供補給品,也有專門照料傷兵的醫療部隊。但這兩者清軍都缺乏。就陸戰來講,清軍所遇到的大問題也許並非裝備太差,而是後勤補給不如人。

一八九五年二月(光緒二十一年年初),甚至就連德國軍事顧問參與設計,設置了威力強大新式大砲,並且清軍佈下重兵防守的軍港威海衛也被日軍奪下。北洋艦隊的剩餘船艦若非遭俘,就是被摧毀了。清軍不得不降。丁汝昌提督服食大量鴉片自殺。清廷決定與日本和談。

談判過程冗長,而且荒謬不已。為了貶低日本,清廷派出層級較低的官員去談判,結果被趕了回來。最後清廷委由李鴻章出馬,結果他遭反對停戰的日本激進分子暗殺,臉部中彈。談判時獲聘為清廷顧問的前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John W. Foster)在書中寫道:「這是整場戰爭期間中國人流血流得最有價值的一次,李鴻章不僅為此獲得全世界的同情,同時日本的談判代表團也不得不善待他」。但李鴻章的同胞們可沒對他比較好。他被朝廷降級,甚至過去獲得恩賞的三眼花翎也遭奪走(不過,在前往日本以前,朝廷又賜還給他),而且他甚至還得被迫賄賂自己的政敵。

如今,許多史家都責備李鴻章領導不力導致清軍戰敗,說他「治軍無方」。李鴻章自己則是在戰時與戰後都試圖恢復自己的名譽:他故意讓文件外流(或者有人替他代勞),證明他長久以來都敦促朝廷必須為了和日本開戰而做好準備,也為軍事準備爭取經費,但始終沒有下文。從這些文件與其他資料看來,敗戰之責顯然不應全部歸咎於他。一八九四年四月(光緒二十年)春,他在戰爭爆發前夕仍然向朝廷提出預警:清軍需要更多戰艦、改善防禦工事與軍事訓練方式,而且戰時他持續提出軍費與軍備的要求,朝廷還是不願答應,對此他也表達自己的極度不滿。

最重要的是,戰前他就已經長期呼籲朝廷必須讓軍事指揮的事權統一。一八七四∼五年(同治十三年到光緒元年)之間,朝廷甚至還在爭辯陸海兩軍是否該由某位統帥統一指揮。李鴻章與許多人都認為應該如此,並且把軍需供給和軍備生產也都交給統帥負責。這位統帥將可以領導統一的水師與陸軍,而不是繼續任由各部隊之間不相統屬。在經過八個月的爭辯後,統帥的提議被否決了。清廷反而是創立了地區性的北洋水師與南洋水師,而且投入的經費也不足。到了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李鴻章再度籲請朝廷建立一支全國性的水師,但依舊無用。

因此當開戰時,李鴻章發現他能用來對付日軍艦隊的,只有他自己統帥的北洋艦隊,其餘清朝水師幾乎並未支援他。如同學者班.艾爾曼(Ben Elman)在一篇文章中所言,「日本海軍的聯合艦隊長期駐紮在橫須賀港,而且由一位統帥指揮,但相較之下中國海軍卻分為北洋水師與南洋水師,無法統整聯合,這也變成中國艦隊的一大弱點。」

清廷為什麼不設置統帥一職?因為怕此人叛變。「分權」向來是清朝根深蒂固的國策,而且朝廷「仔細設計出一個相互牽制的體系」,藉此達到「分權」的目標。為了不讓任何人取得太多軍權,朝廷故意讓大家的權責保持模糊,指揮體系也沒有明確的劃分。這種失衡的狀態並非因為受到保守主義或者儒家思想牽制。如同史家理查.史密斯(Richard Smith)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重重的障礙「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作祟,不如說是體制本身有問題」。

李鴻章的部隊一樣也有經費不足的問題。從一八七一∼九二年(同治十年到光緒十八年),北洋陸軍的軍費減少了超過三分之一。水師也一樣長期缺乏經費,而如同近來某些史家指出,水師在這段期間「每年都需要花費大量經費來購買、製造與維護戰艦,而且岸上基礎建設、海軍體制與人員也都需要錢」。為了彌補經費不足,李鴻章常常必須請求朝廷給予特別預算,同時也要遊說其他各省督府慷慨解囊。但他並非總是能籌到錢。

清廷之所以無法提供適當援助,並非只是因為怕他手上獲得太多軍權,也是因為國家財政的確陷入了寅吃卯糧的窘境。十九世紀末(光緒末年),清廷年度收入大約可能有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二──而且當年為了支應太平天國之亂所需軍費,還開徵了新的通行費與關稅,朝廷分得的稅款也算在這年度收入裡。從現有的資料看來,若是與其他國家於十九世紀末的平均年收看來,清廷的收入連一半都不到。更糟的是,新徵的通行費與關稅收入本來在一八六○、七○年代(同治年間與光緒初年)都是用來幫助推動那些充滿希望的改革計畫,但是到了一八八○年代(光緒中期)之後卻必須用於支應其他民政與軍政計畫。同時,清朝也沒有日本政府那種財政調度體系,因此沒有辦法借錢來進行軍事投資。有些史家主張,中國稍早之所以沒辦法發展出一套健全的財政調度體系,是因為與歐洲相比,處於戰事較少的狀態,而且根據近來的研究指出,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爆發的許多戰事的確刺激了各國財政調度體制的蓬勃發展。無論如何,清朝於一八八○年代(光緒中期)正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困難,這似乎是很明顯的。

此外,許多朝廷的資源都給了那些老舊而幾乎沒有戰力的部隊。李鴻章與其他人都曾建議裁軍,用省下來的經費去發展現代陸軍,但朝廷置若罔聞。清廷害怕得罪那些既得利益者,尤其是軍方人士。一直要到進入二十世紀,清朝才終於廢除過去的八旗體系。

相對之下,日本卻得以早早就開創新局。從一八六○年晚期到一八七○年代初期,日本擺脫了舊有的軍事體制,廢除各地藩國與武士制度。這讓日本得以將心力用於發展新的體制。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檢視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曾經推行的那些改革,我們會發現與清朝的自強運動相當類似:就像多頭馬車一樣,欠缺相互協調統整。在中國,改革大多是由地方督撫,例如曾國藩、左宗棠與李鴻章等人推動,而非位於北京的清廷本身。相似的,在德川幕府被推翻、還政於明治天皇以前,日本也曾經在一八五三到一八六七年之間進行改革,但都只是在薩摩、水戶與長州等藩國境內進行實驗。等到幕府本身嘗試推動統一的改革措施,各地的結果好壞不一。如同理查.史密斯所言,德川幕府晚期所進行的種種改革結果「並沒有比中國同治年間(一八六二∼七四年)的改革更好」。但是自從天皇於明治時代(一八六八∼一九一二年)開始漸漸取回大權之後,日本的改革變得更有焦點而且由中央掌控,但清朝的改革卻越來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且還是由地方各自為政。

史家把清朝的失敗歸咎於保守派,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一八六六∼七年之間(同治五、六年)的一連串事件就是很好的例子:當時,清廷的改革派成員恭親王奕訢(一八三三∼九六年)與文祥(一八一八∼七六年)奏請朝廷設置「天文館」、「算學館」,藉此發展數學還有物理、化學的教學與研究。這是個大膽的計畫:這兩個新機構將會扮演高等研究學院的角色,其功能是用來教育國家最高學術機構翰林院的成員。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倭仁(一八○四∼七一年,即嘉慶九年∼同治十年)為首的一群儒學官員反對延聘西夷來擔任「天文館」、「算學館」的教習,尤其是那些曾經在咸豐年間火燒圓明園的夷人(倭仁他自己是蒙古人)。他主張,立國之道應該「尚禮義」,國家教育不該以教出「術數之士」為目標。恭親王與文祥猛烈還擊,但倭仁與其同黨已經讓朝廷對此建議產生疑慮,他們甚至還造謠生事,說這是叛國之舉。結果,許多知名的學者都拒絕加入奕訢提出的計畫,計畫也就不了了之。

然而,雖說倭仁的主張源自儒家思想(或中國文化),甚或清朝的政治文化,但奕訢與文祥恐怕更是如此。他們雙方的主張其實都是以儒家思想為根據。此外,與其說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當權人士選擇站在倭仁這一邊,不如說他們拒絕選擇任何一邊。就在慈禧自己的政權正當性已經開始受到質疑之際,她並不想要選邊站。問題不在保守主義本身,問題在於清朝政府體制的紕漏越來越多。

統治者是否能掌握軍權,端視國家政權是否穩固,尤其是在現代。例如,過去已有許多史家向我們證明,英國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強大的帝國,並非只是因為船堅砲利,也是因為英國政府能夠有效地為陸軍、海軍提供經費、軍需品,並且手握軍隊指揮權。日本在一八九○年代與二十世紀初之所以能夠以軍事強權的身分崛起,道理也是一樣的。所以,儘管甲午戰爭時多數人都認為中國艦隊與日本艦隊至少是勢均力敵的,甚至比日本艦隊更強大,而且中國步兵使用的槍支也比日本步兵的槍更厲害,但中國政府有多頭馬車的問題,治理能力低落。這意味著清軍無法獲得充足的軍需,也欠缺傑出的領導者。日軍的行動整齊劃一,能相互協調,但清軍卻慌亂無方。

甲午戰爭是十九世紀世界史的重大事件。日本在戰勝後被各界認定為軍事強權,也獲得了「亞洲的洋基佬」的稱號。中國卻越來越被當成積弱不振的可笑國家。

對這本書來講,更重要的是:甲午戰爭是「黑火藥時代」的最後一場重大軍事衝突。化學家已於一八八○年代開發出一種新式的無煙火藥,使用後不但不會硝煙四起,威力也更勝於傳統的黑火藥。中國的改革派也致力於製造無煙火藥,甚至有一些證據顯示,甲午戰爭時清軍曾用無煙火藥來對付日軍,這也導致某位觀察甲午戰爭的作者在書中提出結論:中國的武器「比敵軍的武器更優秀」。

但是,無煙火藥要等到甲午戰爭以後才被各國廣為採用,尤其是在美西戰爭(一八九八年)與波爾戰爭(一八九九∼一九○二年)之後。無煙火藥使用過後的殘餘火藥較少,這有助於後來發展出連發手槍,同時也減少了火藥無法點燃、手槍不能發射的風險。同要重要的是,使用無煙火藥的士兵不會因為硝煙而暴露自己的位置。南非波爾人最廣為人知的事蹟就是他們會使用無煙火藥,這有利於躲起來狙擊英軍,為了反制此舉,英軍也很快就開始採用無煙火藥。

清軍也是如此──例如在庚子拳亂(一八九八∼一九○○年,即光緒二十四∼六年)期間,美國士兵屢屢抱怨他們很難找出那些用槍瞄準他們的中國槍手。後來美國試著禁止軍火商把無煙火藥出口到中國,中國則是乾脆自己製造。日本也很快就採用了這種新科技,因此讓他們在日俄戰爭期間(一九○四∼○五年)獲得了重要優勢。其實,早在日俄戰爭之前,俄國化學家狄米崔.門得烈夫(Dmitri Mendeleev,他就是化學元素周期表的發明人)就已經在一八九○年代開發出一種威力很強的無煙火藥,但俄軍一般而言都是使用所謂的「棕色火藥」(又稱為「部分無煙火藥」)。這是個很大的錯誤。如同某位英國作家在文章中分析:「俄國槍手因為不使用無煙火藥,總是會暴露出自己的位置,相反的,想要找出日本槍手在哪裡,則幾乎不可能」。他的結論是:「不使用無煙火藥可說是罪大惡極的,因為這違反了軍事上的第一原則。」

到了二十世紀初,黑火藥的時代就已經結束了,但放煙火時還是會持續使用黑火藥。事實上,那可說是「煙火奇觀」的黃金年代。其中最受歡迎的一檔節目是在紐約與英格蘭上演的「中國大戰日本」,據某位評論家描述,「那是有史以來觀眾們在室外劇場所看過最為璀璨與絢爛的表演。」觀眾們坐在一個人工湖泊後面,欣賞著演員把甲午戰爭重新搬上舞台:先以一場沉靜嚴肅的戲揭開序,最後的高潮是威海衛大戰,各色各樣的煙火在空中噴發爆炸,根據某位觀眾表示,「那場面栩栩如生,美不勝收但也很嚇人,眼看著中國戰艦沉入水裡,溺水水手發出驚恐的尖叫聲,戰勝的小日本則是得意洋洋地大吼大叫……大砲聲如轟雷,火槍也霹啪作響……硝煙、大火、火焰全都混雜在一起,混亂的場面令人陶醉。」

中國本是火藥的誕生地,在此時卻變成娛樂的題材與笑柄。如同一八九五年時《紐約時報》的某篇頭版報導寫道:「中國已經落伍了,變成這世上可鄙的國家之一。」但這種落伍的狀態在中國並未持續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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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火藥時代歐陽泰軍事軍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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