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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心的野心

木心的野心
木心的野心

十六年前,我曾經去過一次木心的故鄉—烏鎮。

坐的是長途汽車,似乎中途還要換車—換車的地點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背著一個小小的書包,心裡是出門慣有的惴惴。烏泱泱地上來一群人,說著同樣的話,想必都是烏鎮人。

他們饒有興致地看著我,顯而易見,我是外鄉人。他們終究沒有開口問我,彼此都鬆了一口氣。我樂得靠著窗,看這一車人。他們似乎一大半都是相識的,車尾和車頭的人大聲地打著招呼,大家都習以為常樂呵呵的。

他們講話,一大半都是疊字,與上海話極其相似,個別詞格外嗲媚,但不是蘇州話的綺麗,有種天然的質樸。

「今朝哪哈(今天怎麼樣)?」

「哦少哦少(快點)。」

「到汽車站望活裡去(到汽車站怎麼走)?」

很多年之後,我讀了木心寫的《烏鎮》,開頭和我的經歷如此相似。

「坐長途公車從上海到烏鎮,要在桐鄉換車,這時車中大抵是烏鎮人了。

「五十年不聞鄉音,聽來乖異而悅耳,麻癢癢的親切感,男女老少怎麼到現在還說著這種自以為是的話—此謂之『方言』。

「這裡剛剛落呀,烏鎮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烏鎮的時候,還不知道木心。

我去烏鎮,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他的筆名:茅盾。

提起茅盾,全鎮無人不知,卻都不知道沈雁冰這個名字。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鎮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卻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烏鎮的大戶,在東柵的一條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氣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書呆子少爺,「他們只知道他是寫字的」,名氣還比不上另一個在《申報》做主筆的嚴獨鶴,「因為《申報》是厲害的,好事上了報,壞事上了報,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說,地攤上多的是,風吹日曬,紙都黃焦焦,賣不掉」。有鄉里人貿貿然找沈雁冰寫狀子,結果當然是不行,於是大家又傳言「沈雁冰連個狀子也寫不來」。言下之意,小說家其實是廢材。

沈雁冰的鄰居孫牧心不這麼想。

孫家和沈家在同一條街上,有人傳言他們是遠親,其實並不是。沈家的財產襄理是孫家的好友,因為這層關係,孫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書,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願意借給他,不僅僅因為磨不開面子,這個少年雖然不善言辭,借去的書卻是有借有還,壞了的部分還補綴裝訂,還回來的比借去時還好。

孫牧心,亦是烏鎮人眼裡的異類。他八歲還要丫鬟抱著出門,十幾歲時,全然不知人情世故,連東西也不會買。鄉里的青年們會傳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孫牧心呆呆地看著,一句也不會,心裡羨慕得緊,嘴上卻不說。

他是如此羞澀而驕傲的少年,乃至於見了茅盾,居然開口就說:「我一直以為作家都窮得很。」

因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窮的時候,你沒有看見。」

這兩個人的對話,古怪而唐突。

一個問,沈先生在臺上做演講的時候,能不能不要用烏鎮話講「兄弟兄弟」,聽著難為情。

一個回答,因為不會演講,只有說烏鎮話,好像才不緊張。

這少年簡直是唐突而無禮的,對茅盾最大的誇獎,不過是在誇了魯迅的「文章濃」之後,順便說「沈先生的學問這樣好,在小說裡看不出來」。臨別時茅盾送書給他,問他可要題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後,少年孫牧心已經變成了老年木心。他回憶起這段往事,也覺得自己莽撞,卻辯解說,不稱呼「伯伯」而稱「先生」,「乃因心中氤氳著關於整個文學世界的愛,這種愛,與『伯伯』『蜜橘』『題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個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風眠—他的畫作裡有很多林風眠。很多年之後,陳丹青說木心其實學的是范寬和達文西,據說木心聽了激動得很,在馬路中間停住說:「被你看出來了啊!」

1946年在上海美專的兩年,知情人說,這該是「二十歲的木心人生中的黃金時期。拉開民國末腳和煦的一幕:有誰見過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鵝絨西服、白手套的『比亞萊茲』式的裝扮,今日又著黃色套裝作『少年維特』狀,也許明天換上白褲、白色麂皮靴,摩登到家」。儘管身體不好,他仍然熱衷出門,喜歡到霞飛路的亞洲西菜社,吃羅宋湯和小圓麵包。

難怪他晚年看到自己少年時的照片,認出來的一瞬間,他喃喃地說:「神氣得很呢…」話音未落,他忽然就用手遮住臉,轉過頭,不可遏制地痛哭起來。

有人說,那時候的木心,不是我們認識的木心,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熱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麼風輕雲淡。說這句話的是我的一個朋友,我覺得木心沒有變過,指點江山和指點文字,本質上其實是一樣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裡,無論是文字還是繪畫,都顯露無遺。

他是一個奇特的革命者,一邊革命,一邊又要「小資產階級情調」。他說自己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革命者。因為參與學生運動,他被校方開除,又被通緝,不得已跑到臺灣去躲了躲,然後又回來參加解放運動。在部隊裡,他依舊是特立獨行的自由主義者。那一段經歷,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憶裡,只特意寫自己一邊扭秧歌,一邊吐血,血噴在黃色的軍裝上。

後來木心在外高橋做了國文老師,幾乎是隱姓埋名的。

母親從老家來上海投奔他,家業早已敗落,她交出「孫家花園」,企圖當個「普通群眾」。然而到底不像,來的時候還戴著黑絲網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繪畫成了工作,文學當作興趣。他和朋友們聊到深夜,母親表示不滿,他就給門軸上塗了桐油,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響聲。

他想做介子推,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運來了。

1956年,木心被關進上海第二看守所,罪名是策畫偷渡。據說,是因為他得罪了當年上海美專的同學。來抓他的時候,木心一路狂奔,最終甚至「像冉‧阿讓那樣拒捕跳海(高橋嘛),遂被撈起投入監獄」。這是他的第一次牢獄之災,調查許久,查無實據。出獄前,獄卒忽然來告訴他:「你媽媽死了。」

木心後來說:「我哭得醒不過來。為什麼不等到我出去以後再告訴我呢?」

出獄後,木心被收編,生產工藝竹簾畫及毛主席立體照片。夏葆元和木心是同事,他們曾經一起聊天。談到廣告,對於五顏六色的廣告,木心鄙夷地表示:「反而一副窮相!西班牙的廣告一律黑色,貴族氣派。」

夏葆元心想:那年代,哪有廣告,更不用說西班牙廣告。

「文革」一起,木心再次入獄,這一次是因言獲罪。據說陳伯達在會上嘲笑海涅,木心憤然而起:「他也配對海涅亂叫。」

關他的地方是「防空洞」,近似地牢。木心說,他有時候會聽到人們說「落雨了」,又有人說「買小菜啊」,就想,這一切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有時候又覺得,「我對生又充滿了希望」「這種聲音簡直是從另一世界傳來的福音」。

監獄裡的犯人每月允許洗一次熱水澡。木心說:「當熱水直達頭頸以下的脊椎,如同死一般舒服。」還有一次,看守允許他到天井放風,木心擱了一塊「汰衣裳板」,在冬日和煦的陽光下翻曬起絲綿棉襖來。

明明是在坐牢,是隨時會被槍斃的罪名,他倒這樣享受。這享受和死亡沾了邊。

很多人都死了,自我放棄生命。

坐牢的木心不死,他有活下去的野心:「一死了之,這是容易的,而活下去苦啊,我選難的。」

因為太瘦,有一天夜裡,他從欄杆裡鑽出去了。他想了想,居然又爬回囚禁他的牢籠。

一位同事回憶,1973年某日,他誤入「防空洞」,木心拉著他說:「肚子裡沒有一點油水,你幫我出去買一客『小白蹄』帶進來。喏!三角五分拿去。」

這一切「享受」,都與死亡沾邊,聽起來格外驚心動魄。

他說要寫交代,於是拿到筆和紙,結果寫的都是自己的東西,散文、詩歌、樂譜,密密麻麻的,如同天書。到墨水快要用完時,他就加點水,然後故意碰翻,獄卒拿來新的,對他說:「別耍滑頭,好好交代。」

他密密麻麻地寫了六十五萬字。

「文革」結束之後,木心在上海工藝美術研究所上班。他總是「戴著鴨舌帽、穿著黑風衣」,大家背後往往稱他「老克勒」。也有人對木心開玩笑說,他應該戴電視劇《上海灘》主人公戴的那種禮帽才更有派頭,他聽了笑得很開心。

很多文章說他是「首席設計師」,其實也不是。他和年輕人相處得很好。據說有一次,正在討論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問題,雜誌編輯部開了一個研討會,方陽在發言時開了一句玩笑:「京派文化是靠什麼設計出來的呢?大概是靠喝白酒吧。海派文化大概是靠喝咖啡設計出來的吧!」會議結束以後,木心笑著對方陽說:「小方,你這段話說得太好了!因為我就是喝咖啡的。」

他時常弄出一副馬上就要走的樣子,對同事們說:「我是一個遠行客。」

他始終是孤獨的。他把自己的五十張轉印小畫給朋友們品評,可是誰也看不出好在哪裡。他大為失落,當夜,獨坐在小酒館,喝著惆悵的酒。

不過,後來去辦美國簽證,他也帶著這些畫,簽證官看了,對他肅然起敬,相信他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

1982年,木心去了美國。工藝美術研究所的同事們說,這個人,將來肯定會衣錦還鄉的,帶著美麗的太太。前一半說對了—他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剛到美國的木心和所有藝術家一樣,生活捉襟見肘。有人願意為他提供豪華住處,然而需要每個月作畫,還要為人捉筆寫文,木心當然不肯。

他住在「瓊美卡」,聽這個名字,多麼文藝,像徐志摩的「翡冷翠」。我去紐約時原打算探訪,結果朋友們說,獨身女子還是不要去的好。

若是就此沉淪下去,變成一個來美國討生活的人,那就不是木心了。

就像在監獄裡,他把自己的爛鞋鞋頭用手捏尖,覺得自己像個王子。

他自己做襯衫,自己做鞋子,為了搭配馬靴,把燈芯絨直筒褲縫成馬褲。他唯一的慌亂,是在馬路上吃冰淇淋,奶油融化了落在鞋子上,他蹲下去使勁擦,「因為是麂皮的,很難處理」。

在詩稿的旁邊,他也寫菜單,從蟹粉小籠到火燒冰淇淋,從金腿雪筍貓耳朵到瑞士新貨雀巢牌摜奶油,從采芝齋鮮肉梅菜開鍋眉毛餃到沙利文當天出爐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他是個美食家,會把雞蛋吃出十二種花樣。賺了一點小錢,要去買生煎包子吃,如同在監獄裡想念「小白蹄」。

他說:「把生活過成藝術,就能成為藝術家。」

他做到了。但他的野心,並不僅僅是成為藝術家。

他說過,文學是自己的兒子,繪畫是自己的女兒。他說,兒子是窮的,然而還是兒子好。所以拿女兒的嫁妝來補貼兒子。

在賣了自己的畫之後,他開始寫作。

他是一個有野心的寫作者。陳丹青後來說,有段時間木心總是猶豫,不肯回烏鎮。「他永遠在猶豫。後來我才明白過來,他在等大陸出版他的書,看出版後反響如何。他也不肯多寫『文革』時的經歷,他說,我不喜歡寫這些,好像人家出我的文字,是為了那些苦難,而不是因為文字本身。」

他的野心,還在於文學。

一如少年時他在茅盾家和茅盾的那場較量,他骨子裡有個榜樣,那是魯迅。

他想做文學導師。

1989年1月15日,木心的文學課開始了。他穿著淺色西裝講課,每次四小時,每兩週一次。來聽課的都是藝術家,每節課二三十塊錢,大概也有補貼老先生的意思。這一講,就是五年。

印象最深刻的,是木心愕然地對陳丹青他們說:「原來你們什麼都不知道啊!」

何止是陳丹青他們,經歷了歷史洪流的我們,和過去也斷絕了來往。對於文學、詩歌、音樂、藝術,我們都一竅不通,嗷嗷待哺。

木心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範本。他代表著那個時代。在那個時代裡,男子善於妙手著文章,女子也會白描世態炎涼,他們和愛人白日攜手出遊,夜裡把盞到霧重月斜。離家去國,綿長歲月在壯闊山河裡遊走,是為民國。我們看那個時代,原本是影影綽綽的,看也看不清,而現在,驀然來了一個木心,所有人都驚豔了。

這驚豔,一半為木心,一半為我們失去的傳統。

就像木心自己說的:「古代,群山重重,你怎麼超越得過。有人對我說,洞庭湖出一書家,超過王羲之。我說,操他媽。」

木心晚年回到烏鎮。那個曾經讓他有些失落的故鄉,在他歸來時,對他的歡迎隆重而熱烈。

近千平方米的大宅子裡,全是由紐約打包來的19世紀古典風格的家具。與木心相伴的是一名潮男管家、一名清潔阿姨、一名中年廚師、一名保安,還有兩條有好聽英文名的狗—「一隻叫瑪利亞,一隻叫莎莎。瑪利亞比較聰明,莎莎就笨一點。」

他喝西湖龍井、寫字、畫畫,陽光好時偶爾出門散步,有時也抱怨廚師燒菜太鹹。

上海的老同事似乎曾經想要來烏鎮看看他,木心說:「你們忙,我也忙,算了吧。」

木心寧願寂寞:「其實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從來沒有去過烏鎮的木心紀念館。對於烏鎮,我還保留著十六年前的印象。我記得小飯館裡的紅燒羊肉,也記得黑魚湯裡濃濃的胡椒味,更記得烏鎮人那種矜持的熱情—餐館的老闆請我吃定勝糕,眉梢有藏不住的喜悅,原來是兒子考上了大學。「是北大。」他的聲音幾乎是顫抖的。

那少年倒有些羞澀。對於父親的驕傲,他逃也似的躲進房間,飯館的客人們向他道喜,他的臉紅到脖子。

我注意到的,卻是他手上那本書,乃是一本《世說新語》。

忽然想起陳丹青和阿城聊天,說:「這樣子再過若干年,我們下面,還有誰呢?」阿城說:「你可不能這麼想,年輕人咕嘟咕嘟冒出來,不要小看年輕人。」

(孤山夜雨/摘自微信公眾號「山河小歲月」,圖/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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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讀者雜誌 2017-11-30
關鍵字: 上海木心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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