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說白先勇

章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斷腸聲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說白先勇(中時資料照片)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沒幾天,在廣西桂林的白公館,聽到了一個嬰兒的哭聲,白崇禧將軍的第八個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這孩子從出生體質就不好,六、七歲的時候,別人都上學去了,他被診斷為肺結核。那時叫肺癆,就和現在的癌症一樣,屬於談虎色變的絕症。當白崇禧看到X光片上的一個洞,臉色沉了下來,遂即叫「老八」徹底在家養病。這一病就是四年多,還是單住在山坡上一所房子裡。一個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望見家裡的燈火、人影,又聽見不斷的笑聲,病前百般寵愛,病中獨自面對,為世人遺棄的悲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這是童年帶給他的心理影響,而童年經歷對一個人的影響是絕對的。所謂絕對,就是影響終生。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內斂、悲憫、富於想像等氣質,既構成了性格,也影響了文字。

他的第一個啟蒙老師是家裡的廚子老央。每晚他都跑到廚房,要老央給自己「說書」。一老一小共守一個炭火盆,上面烤著紅薯,搪瓷缸裡熱著一杯水,就開講了,講的第一個故事叫《薛仁貴征東》。別小看這個場景,白先勇從小就熟悉了文學敘事,這是極其重要的。

病癒後,好強的他拚命讀書,不分晝夜,國英數理,滾瓜爛熟。我曾問他,你讀書時期的特點是什麼?他淡然一句:「過目不忘。」還珠樓主的五十多本《蜀山劍俠錄》,從頭至尾,看過無數次。小五年級則開始細讀《紅樓夢》。

抗戰時期,白家幾十口人往來於重慶、上海、南京。一九四八年,定居在香港。一九五二年,移居臺灣。一九五六年,畢業於臺灣有名的建國中學。說來可笑,那時他的理想是興建三峽大壩工程,於是,以第一名成績考入成功大學水利工程系。一年後他發現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於是打算轉學,更換專業。

徵求父親的意見,白崇禧說:「男孩子以理工為主,法商次之,文史屬下乘。」

那時,他在水利系的第一名,白崇禧特別看重。還是母親說了一句:「隨他去吧,行行出狀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轉學至臺灣大學外文系,改學英國文學。

一九五八年(二十一歲),在《文學雜誌》發表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

一九六○年(二十三歲),與同學陳若曦、歐陽子、王文興等共同創辦《現代文學》雜誌。

先後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了〈玉卿嫂〉、〈寂寞的十七歲〉、〈青春〉、〈遊園驚夢〉。《臺北人》的首篇〈永遠的尹雪艷〉(一九六五),《紐約客》的首篇〈謫仙記〉,長篇小說《孽子》也都是發表在這個刊物上。

對白先勇影響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親的去世。「天崩地塌,棟毀梁摧」,出殯那天,入土一刻,他說:「我覺得埋葬的不是母親,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黃庭堅在一首〈虞美人〉裡寫道:「平生個裡願懷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有喪母之痛的白先勇說:「不必十年,一年足矣!」經過死別,他深深認識到人生大限,天命之不可強求,青春也不能永保,大概只有化成藝術才能長存。懷著這樣的感悟,白先勇的文學創作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九六四年,他發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認是他的轉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話來說,則是此文「在文體上表現的是兩年中潛心修讀西洋小說後的驚人進步」;「象徵方法的運用,和主題命意的擴大,表示白先勇已進入了成熟境界」。

白先勇寫時代、寫情感、寫人物,筆下的故事色彩斑斕又耐人尋味。

他的作品特點是把傳統融入現代,現實性和歷史感二者兼備。先後生活在大陸、臺灣、美國等幾個不同的時代、各異的社會環境,給他的思想情感和創作帶來巨大的影響。少年時代是在國民黨政要家庭度過的,父輩顯赫的身分、上層社會的氣派是他童年的印象。在臺灣,目睹國民黨許多昔日同僚的沒落以及無數大陸人離鄉背井、流落孤島、窘困掙扎,那無盡的思鄉與懷舊傷感是他永恆的記憶,也是他的寫作基調。到了美國,一方面接受了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一方面對文化方面的某些墮落也深感厭惡。漂泊海外的無根的痛苦感覺,加深了他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熱愛與執著─以上這些豐富的社會閱歷和複雜的思想情感構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貫穿了他的全部作品。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來已有十幾年。他舉止謙恭,內心堅忍,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有一次他來北京看在北大校園演出的《牡丹亭》,散戲後已經很晚了。返回賓館才發現一大堆人等著他─有粉絲,眼巴巴地盼著能與他合影;有記者,拿著錄音機盼著能採訪幾分鐘;有出版人,捧著一摞書要他在每一本書上簽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嘮幾句「家常」,旮旯角兒還站著一個醫生。原來白先勇身患感冒,正發著燒,他年逾七十,明天還要遠行……碰到這種情況,要是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統統打發走,不管認識的不認識的、有事來訪還是無事登門的。他不!啞著嗓子、眼淚婆娑地應酬,一一滿足了來者。我看著,非常感動。

我和白先勇都熱愛家鄉,但和他相比,我熱愛程度遠遜於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桂林話,我卻一句家鄉話都講不來。他給我印象至深的是吃米粉,而我還不大喜歡徽菜。據他自己說,父親打仗歸來的頭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嬸娘過來做米粉吃。白氏全家後來在南京、到上海,還常常請人到家裡做桂林米粉吃,後來遷至臺北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來到大陸,就要打聽哪裡有米粉店,而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熱米粉。一次他到北京講學,黃昏時分接到電話,說要請我吃飯。

我忙問:「在哪家賓館?」

他說:「不是賓館,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藝劇場旁邊。店面很小,你要仔細找啊!」

真的不大好找,還是他帶路。一進門,白先勇滿面笑容地對女店主說:「我們要吃米粉!」我一抬頭,看見正面牆壁居然懸掛著白先勇寫的「桂林米粉」幾個大字。顯然,人家是常客!我們一人要了一大碗碗,他像在家裡一樣自在放鬆,還不忘叮囑我,要多放點辣椒油。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雙木筷左右攪動,上下翻飛,桌面、碗沿、嘴角乾乾淨淨,只有兩頰紅紅的,那才叫本事。

其實,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十二歲去了臺灣,二十五歲去了美國。足見家鄉的力量!他一刻也沒有忘記。

我和白先勇都熱愛崑曲,但是我遠沒有他的熱情高。他竟然能「糾結」起臺灣、香港、大陸的藝術家、作曲家、美術家、聯手推出一個青春版《牡丹亭》。沒人敢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他敢做!這個戲在海內外上演接近二百場,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我知道這個被人們贊為「中國文化史上一樁盛事」的背後,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單是籌款一項,就要人性命!為此,白先勇生了很多悶氣,但他一個字不露,臉上始終掛著笑,只說自己是個崑曲「義工」。所以我老對同事說:「現在只剩一個君子了,他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緣的白先勇發現我對青春版的《牡丹亭》缺乏熱情,便極少在我面前提及這個戲的搬演情況,更不請我發表意見。對此,我非常感激!他可以創新,我可以頑固,誰也不去說服誰。

白先勇乃天縱之才,能把西方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合到中國傳統的文字表達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舊交替時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現的民國末期的各種生活場景,生動細緻,充滿人世滄桑感。無論是散文還是小說,無論是短篇還是長篇,他寫出的作品都非常成功。什麼叫成功?那就是受看、好看、耐看。比如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臺北人》、《紐約客》,散文集《驀然回首》,長篇小說《孽子》等,也不知道再版了多少次。二○一二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鋒書店參加《父親與民國》一書的座談會。會後是簽名售書活動,持書者排成長隊,那個長隊排得才叫「見首不見尾」。從下午六點簽到晚上九點多,書店負責人請他休息一下,他始終不肯,我在一旁餓得不行。其中,一個三十多歲的女讀者是打「飛的」專程從敦煌趕來的。還有一個讀者,背了一個大麻袋。輪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開,無比自豪地說:「白先生,我專門收藏你的書,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聽到這句話,白先勇立刻起身,緊緊握住他的手……態度安安詳詳,說話從從容容,做事精精幹幹。辦雜誌、寫小說、當教師、拍電影、搞崑曲,現在又研究起《紅樓夢》來。讓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諸多成就,而是他按內心所求來生活的自在狀態。

二○一七年,白先勇就要八十歲了,我和幾個臺北朋友決定三月分要好好慶祝一下,痛快地熱鬧一場。這於我而言是件大事,心裡老惦記著。在每每的惦念裡,我彷彿覺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

二○一六年十二月寫於北京守愚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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