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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子騎靈緹

猴子騎靈緹
示意圖(達志影像提供)

正在跳舞的朋友們,你們有的跳狐步,有的跳華爾滋,為何不上前線去殺敵?你們有的暢飲白蘭地,有的飲下威士忌,為何不給軍隊捐點錢給軍火去殺敵?

正在跳舞的朋友們:你們身上散發出被奴役的腐氣,為何還把錢花在化妝品?根除這種腐氣,就只有將熱血獻給民族。你們在過年時尋歡作樂,今宵我們就以炸彈作為薄禮,為你們增添歡娛。

正在跳舞的朋友們:假如你們喜歡這禮物,我們舞廳見!

那是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夜晚。九點二十五分,第一顆炸彈在上海南京路東方酒店的窗戶爆炸。約莫一個小時後,第二顆落在湧泉路仙樂斯宮殿夜總會(Ciro’s palatial nightclub)前院,另有兩顆在國泰(Cathay)和天堂(Paradise)夜總會外,以及南京路大東方舞廳(Great Eastern Ball Room)入口。那是作戲,那只是包在香菸罐裡的煙火,創造的聲響大於致命。除了炸彈,還有這段甜美的話,油印在傳單上,在公共租界街道投擲,致在上海跳舞的朋友。

執行者自稱「血魂除奸團」,一九三○與四○年間,反日攻擊隊多次使用這個稱號。蔣介石的效忠者組成了這個受法西斯主義鼓舞的邪惡組織,在國民黨的國家運作。一九三八年夏季,上海毫無日軍侵略的消息,這個組織派遣武裝小隊進入危機四伏的上海,提醒人們應該效忠的對象是誰。傳單針對此事大作文章:

國家正值存亡之際,你們不過是生活在「孤島」的奴隸。你們相信或幻想跳舞就能救國,還是想像自己已經贏得勝利,正在跳舞慶祝?

這個組織搜查的叛國有三種,一種是實際與日本合作的叛國;一種是面對侵略採取被動而不以武力抵抗的常見叛國;第三種則是靈魂中微妙的叛國,身上帶有西方現代的「腐氣」。對於受過教育的都市人而言,狐步和華爾滋曾經代表社會與文化革命,例如一九二○年代蜂擁到廣州參與革命的人;透過全面現代與西化,「跳舞」也許真的能救國。當時他們這麼想,但現在這些舞步卻被視為叛國的動作。

日本的入侵算來已經第二十個月。日軍沿著長江深入內陸,已經進攻了九百六十五公里。蔣介石的戰爭豪賭早已目不忍睹。一九三七年八月,他選擇在上海迎戰日軍。打了三個月後,軍隊損失二十萬人,包括三萬名將領。日軍面對頑強的抵抗,直接在上海南北增派大批軍力猛攻,強逼中國撤退。上海北方郊區滿目瘡痍。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首都南京淪陷。一九三八年十月,臨時首都武漢也失守。國民政府此時遷到四川重慶。日本軍隊控制河北、山西與山東,此外還有中國中部的江蘇和安徽。一九三九年三月,前線已經深入河南與湖北。南方的敵軍也剛拿下廣州。儘管偶有勝利,防守還是從沿岸節節敗退,離海越來越遠。戰爭死傷已經高達數十萬,城鎮盡是斷垣殘壁,鄉村同樣破敗不堪。國民政府軍隊試圖抵擋日軍西進而炸毀黃河提防,至少五十萬名國民因此犧牲。他們完全沒有收到警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本攻下南京,國民政府棄之不顧,日本軍隊指揮官放任軍人大肆掠奪,殺死上萬軍民。

怎麼有人還能跳舞?怎麼有人還會投擲炸彈?中國這場苦戰竟是如此詭異。此刻,中國面對史上最大的存亡危機,國民政府高層汪精衛脫離國民政府投向敵軍,成立日本扶植的政府,與此同時,中國境內還窩藏著過去的主權破碎──十個外國控制的居留地、租界和租借地。這是中國主權淪喪的象徵,現在成了極為珍貴的戰爭資產,這些地方與日本控制的區域之間形成緩衝,阻擋可能發起的衝突;不論衝突來自國際輿論與政治論戰,還是暗殺與殲滅通敵者。隨著日本也在公共租界競爭控制權,英國與美國的外交官不得不因上海局勢再度面對中國問題。但是,中國也因此得到了內陸從來沒有受到的關注,即使當時內陸失勢初期國民政府幾乎不審查外媒,希望國際之間以同情的口吻報導。上海周邊遭到轟炸與之後的南京事件震驚世界──威斯坦.奧登(W. H. Auden,譯注:一九○七~一九七三年,英國作家。一九三八年中日戰爭期間曾與小說家克里斯多福.伊舍伍[Christopher Isherwood]合著《戰地行》[Journey to a War])將重創的中國首都列入惡魔占據的地點清單,但是,這般震驚很快便被遺忘。克服漠然是國民黨的要務:國民政府若想生存便必須接受西方世界,在試圖西化又同時排斥西化(音樂、跳舞、衣服、腐氣)之間,抱持極大的矛盾,幾乎無法解決。國民政府對抗日本時,一面爭取西方注意,一面又對抗西方。

一九三○與四○年代,從上海街道與幽暗舞廳清楚可見戰爭與西方問題兩相交錯,圍困中國。這座城市變成諸多衝突的前線──不同形式的現代互雜、互相競爭交戰的政權、帝國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角力。上海似乎站在中日戰爭之外,不僅因其國際地位,也因其尖銳的都市文化。「血魂」或「血鐵」等狂熱分子痛恨上海(不當差時卻盡其所能地享受);一九三三年已被趕出上海的中國共產黨又完全不信任上海,認為那是通敵的城市。上海的行政管理四分五裂,英國、美國、法國、義大利的軍隊進駐,維繫衝突之中的天堂。身為中間地帶,缺乏有效的單一主權,也無單一適用的法律制度,法國租界和公共租界充滿機會,只要本身不涉及當下圖利的投機事業,政府便總是遲遲才肯動作。日本侵略之前,長達數十年的時間,上海在全球眼中從未如此重要,對中國也從未如此重要。全球的旅者過境(一九二○年代中期,航行世界的郵輪每年都會停駐上海),記者、特派員、巡迴藝人、劇作家、小說家與詩人來來去去。到了一九三五年,上海約有六萬名外僑,美國、日本與歐洲的人數都達到史上高峰。然而,上海依舊完全屬於中國,兼容並蓄又融合多國語言,而問題更是四處叢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發動侵略後,「上海問題」反而因為上海反常的地位出現新的功能。蔣介石刻意在上海對抗日軍,而非躲在戰爭爆發的北邊,目的就是在外強可見之處抗日。外僑居留地的居民再度爬上屋頂觀戰。戰爭已經再近不過,北邊郊區遭摧毀,傷亡拉進了公共租界中心: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一顆中國的炸彈掉在南京路上。那條路擠滿難民,沙遜爵士的華懋飯店門口炸死了上百人。雖然整座城市某些地方就像布勒哲爾(Bruegel,譯注:一五二五~一五六九年,文藝復興時期布拉班特畫家)筆下灰暗的屠殺與死亡。三個月後,戰場移地。蔣介石的軍隊──德國訓練的最精良軍隊──在上海附近被擊潰,無情地被趕到西邊。

收容數十萬難民的法國租界與公共租界就這麼被拋下,其他居留地或租界,如天津、廈門與後來的武漢,同樣都被孤立。經年累月的戰爭創造城市經濟熱潮,人口增加近百萬人。上海之所以反常,是因為中國政府的機關依舊在租界運作;中國人與日本人仍同坐在上海工部局,也依舊在巡捕房和中國海關並肩工作。支持南京的報章雜誌撤出。雖然北方的外僑居留地因日本軍隊而脫離上海工部局控制,但是日本為了避免與美、英正面衝突,也沒有奪取居留地。多國共管在一九三七年之後又持續了六年。即使日本針對工部局官方邊界以外管轄已久的地區,多次以暴力爭取控制,但至少在名義上,公共租界的邊界、機構和稱呼持續保留。

太平洋關係研究所和皇家國際關係研究院的研究人員還是繼續工作,他們一如以往地相信,客觀分析能提供解決方案。學界心中還是縈繞希望:他們全面記錄、熱烈分析,並得到鏗鏘有力的結論。但是,結論完全無謂。士兵不會停下來看報告;立志扭轉中國境內帝國主義的人也不會費時閱讀外國智庫與教授的論證。國際聯盟,此刻完全無用。同時,上海主要的外強還是無憂無慮地認為,上海依據協議是中立區,外頭如火如荼的衝突可以置身事外──畢竟戰爭就是上海的家常便飯,他們早就經驗豐富。

有人開始預測日軍即將進入公共租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曾經領導松滬會戰的將軍松井石根監督六千名士兵進行勝利遊行,從南京路到外灘,穿越租界的心臟地區。這條路線常見此類的軍事演出:英國、美國和上海義勇隊便經常在這條路線遊行;一九一八年的「凱澤」也是,由此可見日本的雙重用意。然而,儘管已經有所預防,仍有少數中國攻擊者留在租界,並轟炸遊行。三天後,類似事件又在發生,於是日本軍隊公然在租界內行動──此舉有違長久的協議──從飯店抓了四名中國嫌犯,帶回自己控制的地區。隨著中國人的暴動越演越烈,日本也對公共租界的協同維安施加越來越多壓力。上海工部局發出公告,禁止反日的廣播或刊物,並將每年懸掛中國國旗的日數減低到只剩幾天。然而,即使有這些處理措施又擴大監視,仍然無法阻擋地下組織快速且殘暴的攻擊,轟炸並射擊敵人和其機構。為回應日本要求,一九三九年二月工部局終於同意警務處主動與日本警察合作。他們進行聯合突擊,租界政府將逮捕的嫌犯交給日本。工部局透過英國外交官請求重慶的蔣介石,請他直接下令暗殺公共租界外的漢奸,但不要動到租界內,以免全面崩盤,導致日本接收。局勢毫無減緩的跡象。一九四一年二月,工部局成立上海西區特殊巡捕隊(Western Shanghai Area Special Police)與上海特別市政府的傀儡政權聯合運作。英國人和其他工部局警務處的職員開始發現自己正為漢奸和他們背後的日本主人工作。

不過公共租界表面還是維持正常,雖然質疑聲浪不間斷,而且處處都是危險。日本的傀儡政權發起「恢復權利」的運動以及「反帝國主義」的政治宣傳,這些完全就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政治修辭主軸──汪精衛和其他「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的通敵者便是以此自居。日本此刻正好利用反帝國主義,而且目標只針對英國和美國。外國軍民與日本軍隊互動時總是緊張,而且多次發生暴力衝突,連足球比賽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逸園賽場舉辦地方足球聯盟決賽。中國的東華足球隊與工部局警務處的職員進行十一人制比賽。法國裁判判一名中國球員出局,東華隊因而全隊離場抗議。接著兩萬名觀眾暴動,衝進球場,丟擲棍棒、石頭、磚塊,放火燒看臺。警察懷疑這是「職業策動」,但經濟和政治的緊張關係也助長暴動,群眾大喊「豬!」、「狗!」、「外國流氓!」

警務處的加拿大籍警員肯尼斯.波納(Kenneth Bonner)將新聞剪報收集在剪貼簿裡,從頭記錄野蠻的暴動。從松滬會戰軍隊交戰起,一頁又一頁無縫接續到以牙還牙的恐怖戰爭。尋常的暴力事件甚至和隨之而來的武裝犯罪沒有兩樣,武裝犯罪又更使暴力事件火上加油。剪報的標題總是驚恐:「上海一戰紀念日,炸彈爆炸,子彈四射。」「六顆炸彈落地……,巡捕與幫派在老閘交戰,三人死亡……,又一大道官員(譯注:上海市大道政府,為抗日戰爭時期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權)被殺……,鹽稅官身中多槍……,槍手射殺親日官員……,婚禮遭炸彈轟炸……,炸彈落在賭場……,中國人死於舞廳射殺……,南京外交部長中槍。」年末的頭條是「脫疆的恐怖年代」。

脫疆──他們殺害或綁架彼此的銀行家,他們殺害彼此的記者,他們轟炸法院、銀行與報社,他們槍殺傀儡政權的官員與疑似支持國民政府的人,他們槍殺法院官員和夜總會巨星。工部局警務處最高階的日本和中國官員都被暗殺,低階的巡捕也是;命案現場留下的傳單寫著:「你們這些人像奴隸一樣替外人工作……,我們是奉獻國家的英雄,為天行道,終結你們。」多數殺人犯都是憑著個人觀點行事。他們殺了俄羅斯移民協會(Russian Emigrants’ Association)會長和繼任會長;他們殺了法國警務處中國偵察隊的隊長和繼任隊長,還有法國租界的代理督察與一名知名法國律師。他們打算殺了英國在公共租界的總辦,此後,總辦就坐進英國大使的防彈轎車,在上海四處躲避。波納把報導剪下來貼在剪貼簿裡,但沒有什麼能收納暴力。就像逸園裡騎在靈緹上的猴子,租界的政府當局都穿上舞臺服裝,再和戰爭與恐怖行動的犬,套在同一個軛上,一同演出這場混亂的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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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上海日本中國租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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