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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出中國 前言

滾出中國
示意圖(達志影像提供)

中國以民族主義為重,而中國重視者,人人不得輕忽。過去三十年來,憤怒的示威抗議與激烈的譴責抗爭持續不斷,似乎預告著中國站上世界舞臺,以嶄新且強勢的姿態揭開序幕。這一連串的事件導火線包括領土爭議、北約組織戰機意外轟炸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館、二○○八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抗議、中美撞機意外等許多糾紛。其中不乏領導者與外交官尖銳的文字聲明,以及中國政府審慎規畫的牽制行動。中國各城市的外僑住宅同時可見和平抗議或暴力攻擊。我們也看到中國的民族主義言論蔚為風潮,鼓吹中國對外國政府「說不」(或更難聽的話)。但背後的緣由很大程度來自平民百姓的直覺反應,而非單純的國家立場。

這些激動的情緒與嚴厲的言詞,常使從旁觀察的外籍人士為之咋舌,然而更令眾人費解的是,每一次的抗議必定特別強調過去──憤怒是一回事,這種歷史意識絕對又是另一回事。這些紛爭部分肇於過去本身與過去所象徵的,例如日本的教科書內容,或國際拍賣會推出了中國文物。國與國之間的爭執、意外與大小事件可謂家常便飯,然而,為何中國經常如此憤慨地回應這些事件?或為何必須如此憤慨?為何過去如此重要?在各國侵略中國的當時,部分中國淪為日本或英國的殖民地,一艘艘英國、美國與法國的砲艦駛進長江,而十多座主要城市皆在日本、英國、俄國及德國的掌控之下。然而,那個年代已經結束了,結束七十年了,難道不能純粹把它們當成隨風而逝的歷史?

讓我們以一度豎立在上海外灘河岸公園入口的告示牌為例。一九五○年代起,這塊告示牌曾在上海歷史博物館展示,直到一九八九年博物館準備搬遷。博物館某位員工後來談到,當時的他並不曉得這是一面假造的告示牌,還滿心困惑地詢問資深同事,為何這面告示牌放在一堆準備丟棄的廢棄物裡。全球任何博物館的確都會為了讓現代參觀者貼近體會歷史,而仿造過去的文物。幾年後,這件事情被寫成一篇雜誌短文,文章寫的不是這塊告示牌的複製品遭到丟棄,而是這面告示牌根本就是刻意假造的。當時的公園確實貼著一塊告示牌,但博物館展示的那面告示牌卻是以簡體中文與英文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Chinese and Dogs Not Admitted」。

沒有任何證據支持這種告示牌曾經存在。一九二八年的數十年前,上海的中國居民確實因種族歧視而規定不得進入公園,其他受外國控制的城市也有相同規定。過去的入園規定眾所皆知,刊載入園規定的告示牌也留下了照片。但是,世人普遍深深相信告示牌上寫的正是那些侮辱的字眼(而且「狗」在中文是特別容易激怒他人的辱罵)。這個堅信告示牌為真的部分歷史可透過報紙與報導追溯。然而,告示牌實則是都市傳說,其簡化了複雜的故事,引起了高度政治關注。告示牌的故事曾經相當重要,而且影響遍及國際,上面的字詞應該就要是那樣。一九二○至九○年代的數十年來,儘管告示牌影響的層面略有不同,但持續發揮重要影響,即便至今,依舊如此。

一九九四年四月,上海一本新興的熱門歷史雜誌《世紀》刊登這篇語調嘲諷但內容嚴肅的奇聞,外國報紙很快便發現了這篇文章。作者薛理勇開頭就說明種族排擠的真實歷史,文中也提到了之前主張告示牌只是迷思、引發了什麼回應。他指出,許多人宣稱親眼看過告示牌,但他們看到的與記憶中的,可能就是博物館的假造品。這篇文章不僅論點合理,而且陳述清晰,然而引發軒然大波。指出博物館的告示牌是假造品,並駁斥傳說,此舉等於主張歧視情事非真。薛理勇以及後來為此匆忙召開研討會且撰文支持他的人,都受到撻伐。一九九四年六月七日,至少四份上海報紙刊登了同一篇最初在共產黨新聞發表的長篇文章,文章大力駁斥薛的說法。這篇文章從當代報導與回憶錄列舉證據,證明告示牌惡意的字眼乃是歷史事實。《世紀》也被迫刊登這篇文章,承認錯誤且立即道歉。以知識辯論為主的全國報紙《光明日報》也刊出了刻薄的評論:「西方殖民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大罪,罄竹難書;公園入口前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就是他們犯罪的首要證據。」作者特別擔憂地指出:「有些人不懂過去中國歷史的屈辱,有些人心存懷疑,甚至想要輕描淡寫帶過,此舉非常危險。」

我也老早就撞進這起事件。當時我正準備在午餐時間演講,內容關於我的研究:上海英人與華人關係史,聽眾是每個月聚會一至兩次的中國社(The China Society)社員。中多年來,這個社團曾經邀請了多位知名講者,社員在各式領域與中國合作,包括英國商人、外交官、政客、傳教士與學者等,還有許多中國訪客。聽眾聚集在溫和多雨的春季早晨,然而,我這才發現,到了一九九一年,社團集會幾乎變成了聚會場所。在場的老英國人,不是在中國出生,就是過去也曾居住於中國。我決定在演講進入研究主題之前,先從上海告示牌的傳說談起,以及公園規定與傳說中那塊告示牌使用的字詞。

我以為臨時想到的引言更能引起現場聽眾興趣,沒想到適得其反。演講結束後,他們明白地表達對我的觀感:我被指控對於英人身在中國的過去──也就是他們的過去、家庭、人生與世界──充其量只心存種種不必要的質疑,更糟糕的甚至是說謊並捏造證據以支持我的論點。他們不想再聽到這個故事,也不想再被人說他們製造問題,每次聽到告示牌的故事就心生厭煩。他們說,自己也有中國朋友,有些社員事後還提供事例與照片,介紹他們在中國的老朋友。他們會說,自己還有和以前的家僕聯絡。怎麼會有人認為他們曾對中國人做出這種奇怪的侮辱?我把他們當成什麼人了?

真相需要討論,雖然臺下並非對的聽眾。我選擇提起那塊告示牌,是因為它已成為強而有力的象徵,代表中國經歷外國強權的過去,留下長久且問題重重的後遺症:真實紀錄留下什麼後遺症?紀錄有何用途?如何作用?而遺忘與否認將導致什麼問題?我們不可能在面對歷史的檔案與報紙時,迴避這個議題。至少打從中國社成立那年,上海的英國報紙便刊登了一篇指控文章,自此,標示用詞一直都是不斷相互詰辯的主題。上海當地當然引發論戰,國際報章亦是。一九○七年,這個故事在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刊物間流傳。一九二○與三○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祕書處發給記者大批照片與資料,解釋真實的告示牌為何。一九五○至八○年代,過去住在中國的外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香港的《南華早報》爭辯此事。同時,上海的導遊與告示牌不斷向外國遊客重述這個故事。一九七二年,國際知名的香港電影《精武門》(Fist of Fury/The Chinese Connection),最具代表的一幕就是李小龍一腳踢碎那塊告示牌。中國觀眾看了無不拍手叫好。

告示牌雖然踢碎了,但沒有消失。告示牌象徵中國過去被貶低的地位,至今仍經常重提。既然告示牌是迷思,對於蔑視過去、視之虛構的人而言,當然不堪一擊。再者,因為告示牌在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已經成為「不容遺忘」的歷史象徵,不禁令人想要乾脆忽視。我們為何還要嚴肅看待政治宣傳?而且,既然列強已經撤出這裡,背後的真相大可輕易忘記。上海公共租界於一九四三年交還。外人占領廣大通商口岸的時代已成過去,在中國社這種場合才會重提,甚至現在連中國社也不想提了。過去已經過去,外人占領的社會已不復存在。我們活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難道一切還不能一筆勾消?

當然還差得遠,而且這僅僅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外國強權在中國的衝擊和後遺症今日仍在,而且對於一九九○年代初期以來的新中國民族主義,更是日益重要。也許你也有注意到,李小龍在《精武門》對抗的絕大部分是日本人,包括三個在公園入口侮辱他的日本人,其中一個甚至建議李小龍扮成他的狗就可以入園。從中國的脈絡來看,很難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火上加油的組合。個人與國家尊嚴、殖民者於中國城市的作為、對日本與日本人的潛在敵意,這些錯綜複雜的問題依舊生動。而且,《精武門》的拍攝地點是中國國土上的英國殖民地。

我們須記得並瞭解造成這個迷思的世界。我的意思並非我們只要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就可以讓過去的罪在今日得到補償。更重要的是,瞭解二十世紀國際化的中國,以及它的矛盾、暴力、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和野心。本書談的是外國的入駐與之後的餘波。影響直至一九九○年代的歷史論戰,持續到香港與澳門兩個殖民地回歸中國。我們越是有深入的瞭解,就越能瞭解中國現在(以及未來)是如何利用過去。我的前一本書《瓜分中國:一八三二至一九一四年清朝的外國惡勢力》(The Scramble for China: 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 1832-1914),我從外人逐漸居留中國的歷史說起,始於一小區的英國商人不滿受到廣州法律限制,直到一戰爆發前外國入駐已幾乎控制整個中國。該書探討商人的觀點,以及他們在清朝國界內建立的世界。談論他們的野心和行動如何遭受清朝官員與國民抵抗,也討論他們如何與外人合作,利用外人達成個人目的。一切不離合作事業,但偶爾才有真誠又平等的合作。強行施壓能達成的有限。我也探討這段時期在歷史序列的定位。而在本書,我從一戰結束後開始追溯這些故事,歷經強大的中國民族主義崛起、日本侵略,以及中國共產黨茁壯並於一九四九年掌權。我會說明這些元素在共產黨的「新中國」如何推進、過去的後遺症如何被理解與重新呈現,以及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國留下後遺症的外強又是如何在冷戰期間與中國建立關係,還有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之後的情況。寫作期間,中國境內的兩個外國殖民地脫離控制還未滿二十年。一切依舊是當今的故事。

本書集結所有將告示牌故事視為己出的各種視角:謹慎的學者想在《世紀》雜誌提供真實無誤的國家歷史;當地人強調最重要的是政治理解(這也是相當必要的理解);外國社區的居民(他們做了什麼?為了什麼?)我們也將在本書見到一九四九年後,以上視角的繼承者如何看待中國對外關係。這不是全盤的中國現代史,卻是中國現代史重要的部分,這些主題對於瞭解廣大歷史影響至深,這些主題塑造了中國現代史,反之也被其所塑造。

本書不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而是廣大的民族主義中,帝國主義與反帝國主義扮演的歷史角色。雖然,帝國主義的影響與後遺症持續深遠,而且由於政治理由,這樣的影響在中國現代史更是沉重得超出客觀合理。現在仍是,而且暗藏危險。

《瓜分中國》出版後,我問了一位前英國外交官,他們平常談論到該書裡的事件時,他的中國同事與其他同事互動情形如何。他們很常談到這些事件嗎?他微笑看著我,回答:「好些年來,他們幾乎只談這個。」他們現在當然會聊聊其他話題,但是這類話題從未消失,依舊鮮活,而且火辣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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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滾出中國 2019-02-13
關鍵字: 中國告示牌歷史上海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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