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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之後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見證一生》是一本非常奇特的書。作者楊鵬的父親,楊潤之先生,原本是南京附近「瓜埠」地方上的一位鄉紳。抗日戰爭爆發,南京大屠殺之後,接受國民政府的指派,成為軍統轄下「忠義救國軍」一支游擊隊的隊長,後來竟被暗殺。

楊鵬天生體弱,他為了報父仇,在不知情的狀況下,被「軍統」人員吸收,在南京為軍統局做事,成為國民政府的一名特工。抗戰勝利後赴重慶,受戴笠軍統局高級幹部班訓練;國民政府撤守台灣後,他又奉派到日本,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國共對立時期,他先後在日本及香港從事情報工作。一生經歷過許多奇險,但平生做事卻恩怨分明,從不違背良心,最後總能得到奇人相助,化險為夷。從「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華文化傳統來看,楊鵬在《見證一生》中記錄了許多他親身經歷過的「因緣果報」,故事最為珍貴,也最可以用來教化人心。然而,這卻不是本書的目的。

本系列題為《夾縫中的台灣:殖民與自我殖民》。從本書的角度來看,《見證一生》跟本書主旨有關的部分有二。第一,是該書第二章「南京游擊部隊的興起與解散」,可以讓我們看出:抗戰前後,傳統中國社會的特色;第二,是該書第四章「日本投降了,中國失敗了」,可以讓我們看出日本文化的特色;以及抗戰勝利後,為什麼國民政府會在短短四年後就失掉大陸,敗走台灣。

楊鵬身為國民政府的「特工」,青年時期又在所謂的「日偽」淪陷區中成長和工作,但他對這個問題的觀點,跟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徐復觀,卻是不謀而合。由於本書的目標在於提供一種「文化中國」的史觀,因此本章比較他們兩人的觀點,希望藉此看出儒家文化中的國家興衰之理。

第四節 在勝利中失敗

美國以原子彈投擲日本廣島長崎,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這突然而來的「抗戰勝利」,沖昏了全體中國人的頭。上從蔣委員長和政治領袖,下至平民百姓。一個個震驚興奮如癡如狂。

中國自動的列為世界五強,政府官員一個個以英雄功臣自居,面對廣大的淪陷區家鄉父老驕傲地眉飛色舞,不可一世。廣大淪陷區的兩億同胞,自八月十日從廣播中得知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家家戶戶以無比歡欣鼓舞的心情,翹首仰望政府「還都」回來。誰也沒有想到,這勝利的開始,卻也是國家失敗的開始。

「失掉民心」

當南京市民從廣播中聽到,國軍最精銳部隊「新六軍」由軍長廖耀湘率領,於八月十六日抵達南京接防。將自中山門進城,步行與民眾見面。全城民眾,家家戶戶搶購國旗炮竹,扶老攜幼,滿街排立,歡欣鼓舞,翹首迎接國軍的到臨。每一條人們看到旗兵手持青天百日滿地紅的國旗到來,立刻大喊大叫,手持國旗跳躍,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萬萬歲。大多數人簇擁部隊兩旁,隨部隊前行。那個場面真是驚天動地。展現出中華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大團結。

距「光復」「接收」實際上不到四年。能夠堅強抵抗強大日軍的幾百萬國軍,卻被北方農村爬出來的土共打得一敗塗地,節節後撤,終於退到台灣,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失掉民心」。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離婁上》。為什麼國民黨「失掉民心」會讓它「失掉天下」呢?

在抗戰勝利後,曾經擔任過國民黨中央黨部聯合秘書處副秘長的徐復觀,依他參與高層應對時局變化的經驗指出:

有四件事,已決定了政權的命運,不是地位低微的我所能力的。

第一、由瘋狂劫(接)收更進一步為瘋狂的物質享受的追逐。

第二、由頑固而又非常自私的整編政策,變成無可用之將,無可用之兵。當時硬性遣散游離部隊的口號是要『讓這些東西去害死共產黨』,山東、東北的共產黨,就是這樣害大了的。

第三、「三個月消滅共匪」,「六個月消滅共匪」的作戰指導方針,輕突盲進,軍力受到大量的消耗。

第四、黨內瘋狂的選舉競爭,在生死關頭,選到從中央地方的虛脫狀態。

針對第一點,徐復觀認為:

國民政府「接收」人員,如果能以「同胞」的身份和態度來進行「淪陷區」的政權和治權轉移,則中國就可能平順的走上復興的道路。事實上「接收」人員卻是以「勝利者」的心態進入「淪陷區」,「先搶漢奸的財產,繼搶敵人留下的物資……這批『劫收』闖將,從工廠、交通機關等搶入私囊者不過百分之二、三,但是工廠、交通機關的百分之九十七、八皆隨百分之二、三的抽筋折骨而殘廢」。

「抗日英雄」與「草民百姓」

楊鵬在「淪陷區」成長,又曾經在汪政府中工作,他的切身經驗當然比徐教授深刻得多。當時他看到的是;自從國軍還都後,南京街景變了,後方來的人一天天增加,大街上突然出現美製的吉普車,車上坐的都是軍官,穿著美製的緊身小夾克,腰間圍著一條皮帶,掛著一支小手槍。神氣極了。沒有多久,車上就坐上了年輕漂亮的女郎,招搖過市,車子所到之處,不斷按喇叭,要其他人讓路,如有不順,立即用四川口音開罵。市民也多逆來順受,因為他們是高人一等的「抗日英雄」。

在茶樓、餐廳、舞廳、夜總會、電影院、公園等等公共場合,他們若非著軍裝而穿西裝,則必在胸前別一枚勛章,口操幾句四川話,稍有不稱心意,則開口罵人;如欲頂嘴或言語對抗,他們就會出口罵出「你們這些日本走狗」、「你們是小漢奸」、「你們受的是奴化教育」、「敵偽學生」等等。受者只有忍氣吞聲、俯首受辱。楊鵬在淪陷區生活八年,而且是地下抗日份子,心中非常了解:汪精衛政府的下級官員未必很優秀,但沒有對老百姓壞到如此地步。

淪陷區的老百姓受辱之餘目瞪口呆。料不到離散了八年的「父母」,竟是這樣的一付面目,楊鵬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政府匆忙之間,就要派出部隊到廣大的淪陷區各大城市,去「接收」,沒有完整的策劃,沒有周詳的政策要領。各級首長或部隊長對下屬也沒有正確的教育訓練和指示。

他們的心中沒有「愛」、沒有「仁」。一個個把抗戰勝利的套在自己的頭上。勝利是屬於他們的,而不是全民的。在淪陷區的「草民百姓」面前,他們是英雄、是豪傑、是功臣、是救星;他們所到之處要恭維、要讚美、要崇拜,要人敬畏。要五體投地的感恩載德。這些不知天道地厚、自我膨脹的害群之馬,到達首都南京、上海,就搞得民心全失,最後都被共軍打敗。

「經濟剝削」與「經濟崩潰」

汪精衛政府治下淪陷區人民豐衣足食,商業繁榮,物價穩定,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經濟上最好的一段時期。日本投降後的一個月,楊鵬被調到重慶受訓十個月。

楊鵬看到人民的衣食住行和經濟情況差到極點,政府的財政也壞到極點。這是可以理解的。在這樣的對比下,國幣的幣值理應低於汪政府「中央儲備銀行」所發行的「儲備券」的幣值。但是在政府「還都」的那幾天,突然宣佈:「國幣和儲備券的兌換率是一比二百」!由重慶到淪陷區的人,用一塊錢可以在淪陷區買到價值兩百塊錢的東西。

這個決定完全違背了物價指數和貨幣計價的正規法則,等於是在對淪陷區兩億同胞的資產作廉價的沒收,引起淪陷區人民極度反感。後方來的人則是興高采烈,大肆揮霍,任情採購。所有聲色場所到處充滿了半生不熟的四川話,顯示他們是來自大後方的「抗戰英雄」。淪陷的一切都是他們的戰利品。淪陷區的人民用二百元對他們的一元,似乎應該是沒有話說的。

楊鵬到重慶受訓時,曾經聽到受訓學員告訴他的一則故事:其實周佛海一直和戴笠有秘密聯絡。受訓的同學,現在也住在小白宮內陪周佛海,抗戰勝利後,戴先特地派專機,把周佛海從南京接到重慶。周住進小白宮後不數日,宋子文即到小白宮會晤周佛海。主要目的是研商國幣和儲備券的兌換率。周說明他在南京發行鈔票的相對基金黃金數目和價值超過發行量。國府如有財政困難,可以考慮以一兌一。宋聞後不悅。周立刻改口說「以一兌二」也可以。宋仍不悅,旋即離去云云。

沒想到宋子文回南京後,竟然宣布以一兌兩百。其狂妄大膽和蠻橫,不但傷透兩億人民的心。最後經濟崩潰,人民朝不保夕,大堆鈔票買不到一斗米。蔣先生如何不敗?中共豈能不勝?宋在危國家急時,辭去行政院長遠走美國,從此隱姓埋名,無人知其音訊。

「淪陷區」與「大後方」的對比

在我看來,當年國民政府之所以會作出一系列嚴重的政策錯誤,主要問題在於「艱苦抗戰」的「大後方」和「生活富裕」的「淪陷區」生活條件存有強烈的反差,在萬分艱苦的條件下苦撐的國軍官兵,沒想到美國的原子彈迫使日本立即投降,一夕之間變成了戰勝的英雄,而以「戰勝者」的姿態,變成「接收」,回到被「光復」的「淪陷區」,雙方生活條件的強烈反差,使他們忘了「直道而行」,而開始「劫收」各種「戰利品」。許多國民政府官員得意忘形,而又「飢不擇食」地假公濟私,大搞「五子登科」,最後是整個體制的快速崩潰。

楊鵬被軍統局調到陪都重慶去受訓的時候,他立刻注意到重慶「市區房屋簡陋陳舊不堪,斷簷殘壁到處都是」,相反的,「淪陷區除了南京大屠殺以外,在汪精衛治下,老百姓過的是物質充沛的富裕生活」(頁一○五~一○六)。他舉了一個自己的親身經驗過的故事為例,說明當時「大後方」和「淪陷區」的明顯對比:

在磁器口附近,有一個叫沙坪壩的大學校區。整個校區在幾座不太高的山地上,計有中央大學、重慶大學、西南聯大、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五所大學分不清楚各校地界限,禮堂球場圖書館等公共場所由五所大學合用。校舍建築和設備與淪陷區內的大學根本不能相比,可用小巫與大巫形容。

有些教授是數校兼任,多數教授著西裝,質料很差,學生衣服更不用提,天冷都是中山裝式的布質棉衣,男女皆顯得臃腫。布鞋草鞋,皮襖鞋很少。有一天楊鵬穿著南京帶去的西裝皮鞋,跟一位張姓同學去聽音樂會。唱罷,有幾位男女同學經張介紹圍坐閑聊,有人伸手來摸他衣袖,驚奇是呢料子作的,有人也問他的一雙光亮皮鞋是什麼皮做的。問得楊鵬十分後悔,不該穿著這麼整齊光鮮,來到這樣艱苦的環境,讓人羨慕。

「自我殖民」與「現代性」

楊鵬親身的經驗告訴他,後方大學的校舍、師資、設備……等等卻和他就讀的中央大學相差甚遠,他感到很不服氣的是:政府不但不承認他們的學歷,反而給他們扣上一頂「敵偽」的大帽,迫使他們必須隱藏學歷。「說自己是高中畢業嘛?實在是心有不甘,說有大學學歷吧!反而招來輕蔑筆試的眼光」(頁五一)。

他們不服氣的是:日本當年是「敵」國,「但到日本留學的畢業生,無論抗戰前、抗戰後以及抗戰期間,其學歷不但承認,而且堂而皇之的承認,且有尊奉的心態,和留德國、英國、美國、俄國一樣的被政府和民間捧為『外國歸國學人』(頁五一~五二),」認為「其間的矛盾是非,令人不解」。

來自「大後方」的「勝利者」,雖然大權在握,他們敢於歧視「淪陷區」的大學,將他們貶抑為「敵偽」大學,卻不敢貶抑其殖民母國的大學,因物後者引含有較高的「現代性」或「進步性」。

這個問題已經涉及更深層「殖民現代性」議題。更清楚地說,從一九○五年清廷廢止科舉以來,所謂「大學」的一切建制,都是外來的。在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文化欠缺相應理解的情況下,他們很容易將西方大學的建制加以神聖化,盲目崇拜,而產生「自我殖民」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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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自我殖民的困境 2020-01-09
關鍵字: 政府大學南京日本抗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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